摘要: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



 | Greg Ip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一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开始评估世界各地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准备情况。他们根据早期病毒检测、反应速度和国际卫生规范遵守程度等标准进行排名,美国位列第一,中国仅排在第51位。

该排名公布后不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结果是专家们弄反了。在主要国家中,美国是人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最低的。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而在中国,除了局部地区出现新病例,疫情仍基本得到控制。

应对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在2020年唯一表现好于美国的方面。中国经济设法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经济则萎缩。随着中共加大对香港和国内民营部门的控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受到了打击,此前即将下台的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推翻去年秋天的选举结果,他的一群追随者还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拜登(Joe Biden)上周在军队严密保护下宣誓就职。

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中国的集中威权模式在动员个人、公司和政府对抗新冠疫情、应对外国对手和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经验方面非常高效。相比之下,美国过去一年中的努力却因其多元化分权制度内部以及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屡屡受挫。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成功应对了国内外诸多挑战,现在就判美国出局并不明智。但过去一年暴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的体制能否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2019年作出的排名看似顺理成章。美国拥有享誉世界的的机构,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有一流的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系统,还掌握大量财富。反观中国,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等疫情方面的记录堪忧,而且此后中国虽在医疗系统上投入了巨资,但许多人依旧无法享受可负担的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但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这轮疫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医疗界、科学界和经济界资源,并让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威权制度来说明显更容易办到。在起初试图掩盖疫情后,北京方面对近六千万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当时住宅区的居民需经专人值守的门岗方可出入,而曾在毛泽东时代用于监控意识形态违规行为的居委会,则负责监督人们对卫生准则的遵守情况。中国凭藉其强大的数字监控设备来发现并隔离感染者,利用人们购买火车票和手机定位的信息来追踪曾经过疫情风险较高地区的任何人。为了迅速发现感染病例,许多城市都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研究服务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称,中国历来擅长“运动式”治理方式,中国的地方官员非常习惯于被这样通知:“放下你昨天做的任何事,今天全都改做这件事。”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然加大了压制力度,对异见的容忍度降低。但白安儒称,总体来看,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变得更强,腐败现象减少。尽管中国采取的措施带有侵入性,但国内普通老百姓似乎都认可其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美国,个人权利没有那么容易被压制。赞成封锁和强制戴口罩的州长经常与倡导经济自由的人士发生冲突,包括特朗普和法院。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马尔克曼(Stephen Markman)在去年10月写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被赋予如此集中且缺乏标准的权力来规制我们人民的生活。”他裁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超越权限。“现在必须向正常状态回归,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没有民主约束只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英国抗击疫情的成绩和美国一样糟糕,尽管该国采取了包括封锁和强制戴口罩在内的中心化应对措施。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教授卡拉科西斯(Petros Karakousis)说,美国缺乏国家领导力的情形仍然很突出。他对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为何错得如此离谱进行了研究。特朗普将检测、物资采购和其他职责都交给了各州,拜登则试图扭转这种做法。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的建议经常被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特朗普忽视。“这是美国系统的内在特点,它是去中心化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做这些事,”卡拉科西斯说。“最高层不支持福奇的观点,这对形势并没有帮助。”

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水平,还涉及谁来制定贸易和技术标准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事实证明中国在2020年相当富有韧性。中国与美国打了贸易战,结果总体贸易顺差变得更高,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则有所增长。而且尽管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但该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发货量中所占份额实际上实现了增长。

多年来,中国一直利用补贴和保护来追求技术上的自给自足。美国对华为的攻击推进了这一战略。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不愿使用质量较差的国产半导体,但看到华为的遭遇时,就没有那么不情愿了。资本和人才纷纷涌入中国的半导体初创企业。

至于美国公司,尽管对强制技术转让和区别对待问题越来越不满,但放弃中国市场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去年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和89%的欧洲企业没有计划将任何业务转移出中国。

美国以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产业政策的种种努力已经因美国公司、客户和法院的不配合而屡屡受挫。美国在通信领域没有一家能与华为相竞争的公司,特朗普政府曾一度敦促网络巨头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 CSCO, 简称﹕思科)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 Co., NOK)或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 ERIC)。据报道,思科拒绝了特朗普的建议,因为该项业务的盈利能力还不够强。与此同时,随着国会越发接近于达成为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提供补贴的协议,美国芯片业的龙头企业英特尔公司(Intel Co., INTC)正计划将部分芯片制造外包,同时还投资中国的芯片初创公司。

正如美国公司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已使美国团结力量对抗中国的做法受挫一样,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需求也令西方国家无法结成遏制中国的统一联盟。去年,澳大利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TO)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这激怒了中国,中国已对出现于该国的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提出质疑。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葡萄酒和煤炭。

其他国家是如何回应这种局面的呢?阿根廷的牛肉生产商、智利的葡萄酒生产商和加拿大的煤炭生产商都希望借此增加他们对中国的销售。加拿大Teck Resources Ltd.的首席执行官林赛(Don Lindsay)在去年12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果你是一家非澳大利亚的煤炭生产商,并且你能够从其他客户和签约合同中腾挪出可供销售的煤炭,那么你可以通过把煤炭卖给中国来获得相当好的收益。”

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长期以来都在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中国的现有政策,他指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曾提出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普雷斯托维茨在他的新书《世界颠覆:美国、中国和全球领导权之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中写道:“几乎任何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可以被中国政府变成获取政策影响力的工具,而政府无需公开发布声明或下达指令。”

中国实际上已经加强了正式贸易纽带,中国加入了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虽然这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这符合中国利用全球机构和联系来扩大市场和阻止经济围堵的做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月曾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被迫选边站队,更不愿被绑上与中国对抗的战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示,中国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这可以对抗和阻止任何外来力量强行切断供应。

拜登希望通过放弃特朗普政府之前针对盟友的挑衅行为,如加征钢铁关税等政策,将美国盟友拉入对华统一战线。但目前还不清楚盟友是否有兴趣。上个月底,欧盟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投资协定,确保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尽管拜登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建议欧洲暂缓行动。

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长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沙利文“低估了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尤其是对德国的诱惑力。本纳说:“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或不追求改善对华贸易,我认为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盟友。”而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暗示,将把国内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他撤销了将加拿大原油输往美国炼油厂的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许可,其结果很可能是推动加拿大寻求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

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分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让美国民主看起来一片混乱,但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没有任何单独一方,甚至是总统,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方。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各项制度来予以解决,而制度赋予结果合法性。

或者说,至少历史上是这样。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怀疑是否依然如此,而中国的宣传家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批评者的队伍。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称,1月6日试图阻止权力交接的暴徒“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扯了下来”。

特朗普接手了一个极化的美国,四年后这种割裂更加严重。一半以上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错误说法,认为拜登实际上并未获胜。与人们对口罩和气候变化的态度一样,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一个按党派划线的问题。对华政策或许是下一个;共和党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

或者这可能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一项事宜。拜登的许多顾问与共和党人一样警惕中国。2019年沙利文与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如果国际秩序体现的是那些最强大国家的做法,那么中国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产生转向专制的拉动力量。” 坎贝尔将为拜登协调亚洲政策。

拜登试图团结私营部门和盟友采取统一的对华方针,在这方面他将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去年的情况也表明,多元化和私营部门活力如何维持了美国的创新优势。辉瑞(Pfizer Inc., PFE) 和Moderna Inc. (MRNA)这两家美国公司利用突破性技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将高效疫苗推向市场;辉瑞的疫苗与德国BioNTech SE合作推出。这场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协作软件的采用,这些领域都是美国公司领先。

美国对移民和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另一个优势。辉瑞和Moderna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外国出生的。此次疫情中最大的三个赢家分别是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nc. (ZM)、计算机图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 Corp., NVDA)和提供外卖配送服务DoorDash Inc. (DASH),三者都由华裔美国人创办。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100周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正统性方面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中国的历史彰显了权力集中的隐患。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是专制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建国后的30年中,中共效仿苏联模式,由国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结果一般。当时中国人的收入增速只有台湾的一半,贫困和饥饿仍普遍存在,此外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和私有制作用的增强,经济增长才有了起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于本世纪头10年达到顶峰。

自那之后,尽管多次采取债务融资的刺激措施,但中国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种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从农村到工厂的大迁移基本结束,并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减少。但与台湾、韩国或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放缓来得更快。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现在的民营企业的紧紧控制或许不是主因,但对创新和创业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Ant Group Co.)的主要创始人马云去年10月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称:“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

中国政府对马云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叫停了有望创出史上最大规模的蚂蚁集团IPO,并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似乎反而是要证明马云的观点。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蚂蚁集团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或者是否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表明,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共的企业家都是零容忍的。

随着创新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用来培育国家龙头企业的补贴加保护模式取得的回报正在减少。到目前为止,商用飞机和半导体领域的成绩令人失望。布兰特和罗斯基表示,要警惕出现“苏联式的结果,大部分领域表现平庸,偶尔有领域表现惊艳”。

中国可能已经在第一轮竞争中击败了美国。现在还远不清楚中国能否在下一轮较量中胜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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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年表现多方位优于美国,未来能否乘胜追击?

发布日期:2021-01-26 16:58
摘要: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



 | Greg Ip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一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开始评估世界各地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准备情况。他们根据早期病毒检测、反应速度和国际卫生规范遵守程度等标准进行排名,美国位列第一,中国仅排在第51位。

该排名公布后不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结果是专家们弄反了。在主要国家中,美国是人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最低的。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而在中国,除了局部地区出现新病例,疫情仍基本得到控制。

应对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在2020年唯一表现好于美国的方面。中国经济设法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经济则萎缩。随着中共加大对香港和国内民营部门的控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受到了打击,此前即将下台的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推翻去年秋天的选举结果,他的一群追随者还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拜登(Joe Biden)上周在军队严密保护下宣誓就职。

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中国的集中威权模式在动员个人、公司和政府对抗新冠疫情、应对外国对手和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经验方面非常高效。相比之下,美国过去一年中的努力却因其多元化分权制度内部以及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屡屡受挫。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成功应对了国内外诸多挑战,现在就判美国出局并不明智。但过去一年暴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的体制能否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2019年作出的排名看似顺理成章。美国拥有享誉世界的的机构,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有一流的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系统,还掌握大量财富。反观中国,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等疫情方面的记录堪忧,而且此后中国虽在医疗系统上投入了巨资,但许多人依旧无法享受可负担的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但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这轮疫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医疗界、科学界和经济界资源,并让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威权制度来说明显更容易办到。在起初试图掩盖疫情后,北京方面对近六千万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当时住宅区的居民需经专人值守的门岗方可出入,而曾在毛泽东时代用于监控意识形态违规行为的居委会,则负责监督人们对卫生准则的遵守情况。中国凭藉其强大的数字监控设备来发现并隔离感染者,利用人们购买火车票和手机定位的信息来追踪曾经过疫情风险较高地区的任何人。为了迅速发现感染病例,许多城市都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研究服务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称,中国历来擅长“运动式”治理方式,中国的地方官员非常习惯于被这样通知:“放下你昨天做的任何事,今天全都改做这件事。”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然加大了压制力度,对异见的容忍度降低。但白安儒称,总体来看,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变得更强,腐败现象减少。尽管中国采取的措施带有侵入性,但国内普通老百姓似乎都认可其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美国,个人权利没有那么容易被压制。赞成封锁和强制戴口罩的州长经常与倡导经济自由的人士发生冲突,包括特朗普和法院。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马尔克曼(Stephen Markman)在去年10月写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被赋予如此集中且缺乏标准的权力来规制我们人民的生活。”他裁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超越权限。“现在必须向正常状态回归,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没有民主约束只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英国抗击疫情的成绩和美国一样糟糕,尽管该国采取了包括封锁和强制戴口罩在内的中心化应对措施。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教授卡拉科西斯(Petros Karakousis)说,美国缺乏国家领导力的情形仍然很突出。他对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为何错得如此离谱进行了研究。特朗普将检测、物资采购和其他职责都交给了各州,拜登则试图扭转这种做法。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的建议经常被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特朗普忽视。“这是美国系统的内在特点,它是去中心化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做这些事,”卡拉科西斯说。“最高层不支持福奇的观点,这对形势并没有帮助。”

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水平,还涉及谁来制定贸易和技术标准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事实证明中国在2020年相当富有韧性。中国与美国打了贸易战,结果总体贸易顺差变得更高,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则有所增长。而且尽管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但该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发货量中所占份额实际上实现了增长。

多年来,中国一直利用补贴和保护来追求技术上的自给自足。美国对华为的攻击推进了这一战略。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不愿使用质量较差的国产半导体,但看到华为的遭遇时,就没有那么不情愿了。资本和人才纷纷涌入中国的半导体初创企业。

至于美国公司,尽管对强制技术转让和区别对待问题越来越不满,但放弃中国市场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去年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和89%的欧洲企业没有计划将任何业务转移出中国。

美国以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产业政策的种种努力已经因美国公司、客户和法院的不配合而屡屡受挫。美国在通信领域没有一家能与华为相竞争的公司,特朗普政府曾一度敦促网络巨头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 CSCO, 简称﹕思科)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 Co., NOK)或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 ERIC)。据报道,思科拒绝了特朗普的建议,因为该项业务的盈利能力还不够强。与此同时,随着国会越发接近于达成为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提供补贴的协议,美国芯片业的龙头企业英特尔公司(Intel Co., INTC)正计划将部分芯片制造外包,同时还投资中国的芯片初创公司。

正如美国公司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已使美国团结力量对抗中国的做法受挫一样,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需求也令西方国家无法结成遏制中国的统一联盟。去年,澳大利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TO)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这激怒了中国,中国已对出现于该国的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提出质疑。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葡萄酒和煤炭。

其他国家是如何回应这种局面的呢?阿根廷的牛肉生产商、智利的葡萄酒生产商和加拿大的煤炭生产商都希望借此增加他们对中国的销售。加拿大Teck Resources Ltd.的首席执行官林赛(Don Lindsay)在去年12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果你是一家非澳大利亚的煤炭生产商,并且你能够从其他客户和签约合同中腾挪出可供销售的煤炭,那么你可以通过把煤炭卖给中国来获得相当好的收益。”

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长期以来都在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中国的现有政策,他指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曾提出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普雷斯托维茨在他的新书《世界颠覆:美国、中国和全球领导权之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中写道:“几乎任何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可以被中国政府变成获取政策影响力的工具,而政府无需公开发布声明或下达指令。”

中国实际上已经加强了正式贸易纽带,中国加入了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虽然这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这符合中国利用全球机构和联系来扩大市场和阻止经济围堵的做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月曾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被迫选边站队,更不愿被绑上与中国对抗的战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示,中国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这可以对抗和阻止任何外来力量强行切断供应。

拜登希望通过放弃特朗普政府之前针对盟友的挑衅行为,如加征钢铁关税等政策,将美国盟友拉入对华统一战线。但目前还不清楚盟友是否有兴趣。上个月底,欧盟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投资协定,确保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尽管拜登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建议欧洲暂缓行动。

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长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沙利文“低估了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尤其是对德国的诱惑力。本纳说:“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或不追求改善对华贸易,我认为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盟友。”而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暗示,将把国内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他撤销了将加拿大原油输往美国炼油厂的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许可,其结果很可能是推动加拿大寻求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

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分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让美国民主看起来一片混乱,但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没有任何单独一方,甚至是总统,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方。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各项制度来予以解决,而制度赋予结果合法性。

或者说,至少历史上是这样。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怀疑是否依然如此,而中国的宣传家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批评者的队伍。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称,1月6日试图阻止权力交接的暴徒“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扯了下来”。

特朗普接手了一个极化的美国,四年后这种割裂更加严重。一半以上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错误说法,认为拜登实际上并未获胜。与人们对口罩和气候变化的态度一样,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一个按党派划线的问题。对华政策或许是下一个;共和党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

或者这可能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一项事宜。拜登的许多顾问与共和党人一样警惕中国。2019年沙利文与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如果国际秩序体现的是那些最强大国家的做法,那么中国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产生转向专制的拉动力量。” 坎贝尔将为拜登协调亚洲政策。

拜登试图团结私营部门和盟友采取统一的对华方针,在这方面他将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去年的情况也表明,多元化和私营部门活力如何维持了美国的创新优势。辉瑞(Pfizer Inc., PFE) 和Moderna Inc. (MRNA)这两家美国公司利用突破性技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将高效疫苗推向市场;辉瑞的疫苗与德国BioNTech SE合作推出。这场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协作软件的采用,这些领域都是美国公司领先。

美国对移民和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另一个优势。辉瑞和Moderna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外国出生的。此次疫情中最大的三个赢家分别是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nc. (ZM)、计算机图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 Corp., NVDA)和提供外卖配送服务DoorDash Inc. (DASH),三者都由华裔美国人创办。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100周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正统性方面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中国的历史彰显了权力集中的隐患。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是专制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建国后的30年中,中共效仿苏联模式,由国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结果一般。当时中国人的收入增速只有台湾的一半,贫困和饥饿仍普遍存在,此外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和私有制作用的增强,经济增长才有了起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于本世纪头10年达到顶峰。

自那之后,尽管多次采取债务融资的刺激措施,但中国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种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从农村到工厂的大迁移基本结束,并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减少。但与台湾、韩国或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放缓来得更快。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现在的民营企业的紧紧控制或许不是主因,但对创新和创业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Ant Group Co.)的主要创始人马云去年10月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称:“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

中国政府对马云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叫停了有望创出史上最大规模的蚂蚁集团IPO,并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似乎反而是要证明马云的观点。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蚂蚁集团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或者是否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表明,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共的企业家都是零容忍的。

随着创新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用来培育国家龙头企业的补贴加保护模式取得的回报正在减少。到目前为止,商用飞机和半导体领域的成绩令人失望。布兰特和罗斯基表示,要警惕出现“苏联式的结果,大部分领域表现平庸,偶尔有领域表现惊艳”。

中国可能已经在第一轮竞争中击败了美国。现在还远不清楚中国能否在下一轮较量中胜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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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



 | Greg Ip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一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开始评估世界各地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准备情况。他们根据早期病毒检测、反应速度和国际卫生规范遵守程度等标准进行排名,美国位列第一,中国仅排在第51位。

该排名公布后不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结果是专家们弄反了。在主要国家中,美国是人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最低的。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而在中国,除了局部地区出现新病例,疫情仍基本得到控制。

应对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在2020年唯一表现好于美国的方面。中国经济设法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经济则萎缩。随着中共加大对香港和国内民营部门的控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受到了打击,此前即将下台的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推翻去年秋天的选举结果,他的一群追随者还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拜登(Joe Biden)上周在军队严密保护下宣誓就职。

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中国的集中威权模式在动员个人、公司和政府对抗新冠疫情、应对外国对手和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经验方面非常高效。相比之下,美国过去一年中的努力却因其多元化分权制度内部以及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屡屡受挫。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成功应对了国内外诸多挑战,现在就判美国出局并不明智。但过去一年暴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的体制能否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2019年作出的排名看似顺理成章。美国拥有享誉世界的的机构,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有一流的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系统,还掌握大量财富。反观中国,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等疫情方面的记录堪忧,而且此后中国虽在医疗系统上投入了巨资,但许多人依旧无法享受可负担的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但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这轮疫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医疗界、科学界和经济界资源,并让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威权制度来说明显更容易办到。在起初试图掩盖疫情后,北京方面对近六千万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当时住宅区的居民需经专人值守的门岗方可出入,而曾在毛泽东时代用于监控意识形态违规行为的居委会,则负责监督人们对卫生准则的遵守情况。中国凭藉其强大的数字监控设备来发现并隔离感染者,利用人们购买火车票和手机定位的信息来追踪曾经过疫情风险较高地区的任何人。为了迅速发现感染病例,许多城市都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研究服务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称,中国历来擅长“运动式”治理方式,中国的地方官员非常习惯于被这样通知:“放下你昨天做的任何事,今天全都改做这件事。”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然加大了压制力度,对异见的容忍度降低。但白安儒称,总体来看,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变得更强,腐败现象减少。尽管中国采取的措施带有侵入性,但国内普通老百姓似乎都认可其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美国,个人权利没有那么容易被压制。赞成封锁和强制戴口罩的州长经常与倡导经济自由的人士发生冲突,包括特朗普和法院。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马尔克曼(Stephen Markman)在去年10月写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被赋予如此集中且缺乏标准的权力来规制我们人民的生活。”他裁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超越权限。“现在必须向正常状态回归,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没有民主约束只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英国抗击疫情的成绩和美国一样糟糕,尽管该国采取了包括封锁和强制戴口罩在内的中心化应对措施。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教授卡拉科西斯(Petros Karakousis)说,美国缺乏国家领导力的情形仍然很突出。他对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为何错得如此离谱进行了研究。特朗普将检测、物资采购和其他职责都交给了各州,拜登则试图扭转这种做法。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的建议经常被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特朗普忽视。“这是美国系统的内在特点,它是去中心化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做这些事,”卡拉科西斯说。“最高层不支持福奇的观点,这对形势并没有帮助。”

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水平,还涉及谁来制定贸易和技术标准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事实证明中国在2020年相当富有韧性。中国与美国打了贸易战,结果总体贸易顺差变得更高,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则有所增长。而且尽管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但该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发货量中所占份额实际上实现了增长。

多年来,中国一直利用补贴和保护来追求技术上的自给自足。美国对华为的攻击推进了这一战略。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不愿使用质量较差的国产半导体,但看到华为的遭遇时,就没有那么不情愿了。资本和人才纷纷涌入中国的半导体初创企业。

至于美国公司,尽管对强制技术转让和区别对待问题越来越不满,但放弃中国市场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去年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和89%的欧洲企业没有计划将任何业务转移出中国。

美国以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产业政策的种种努力已经因美国公司、客户和法院的不配合而屡屡受挫。美国在通信领域没有一家能与华为相竞争的公司,特朗普政府曾一度敦促网络巨头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 CSCO, 简称﹕思科)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 Co., NOK)或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 ERIC)。据报道,思科拒绝了特朗普的建议,因为该项业务的盈利能力还不够强。与此同时,随着国会越发接近于达成为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提供补贴的协议,美国芯片业的龙头企业英特尔公司(Intel Co., INTC)正计划将部分芯片制造外包,同时还投资中国的芯片初创公司。

正如美国公司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已使美国团结力量对抗中国的做法受挫一样,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需求也令西方国家无法结成遏制中国的统一联盟。去年,澳大利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TO)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这激怒了中国,中国已对出现于该国的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提出质疑。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葡萄酒和煤炭。

其他国家是如何回应这种局面的呢?阿根廷的牛肉生产商、智利的葡萄酒生产商和加拿大的煤炭生产商都希望借此增加他们对中国的销售。加拿大Teck Resources Ltd.的首席执行官林赛(Don Lindsay)在去年12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果你是一家非澳大利亚的煤炭生产商,并且你能够从其他客户和签约合同中腾挪出可供销售的煤炭,那么你可以通过把煤炭卖给中国来获得相当好的收益。”

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长期以来都在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中国的现有政策,他指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曾提出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普雷斯托维茨在他的新书《世界颠覆:美国、中国和全球领导权之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中写道:“几乎任何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可以被中国政府变成获取政策影响力的工具,而政府无需公开发布声明或下达指令。”

中国实际上已经加强了正式贸易纽带,中国加入了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虽然这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这符合中国利用全球机构和联系来扩大市场和阻止经济围堵的做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月曾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被迫选边站队,更不愿被绑上与中国对抗的战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示,中国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这可以对抗和阻止任何外来力量强行切断供应。

拜登希望通过放弃特朗普政府之前针对盟友的挑衅行为,如加征钢铁关税等政策,将美国盟友拉入对华统一战线。但目前还不清楚盟友是否有兴趣。上个月底,欧盟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投资协定,确保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尽管拜登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建议欧洲暂缓行动。

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长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沙利文“低估了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尤其是对德国的诱惑力。本纳说:“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或不追求改善对华贸易,我认为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盟友。”而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暗示,将把国内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他撤销了将加拿大原油输往美国炼油厂的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许可,其结果很可能是推动加拿大寻求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

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分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让美国民主看起来一片混乱,但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没有任何单独一方,甚至是总统,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方。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各项制度来予以解决,而制度赋予结果合法性。

或者说,至少历史上是这样。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怀疑是否依然如此,而中国的宣传家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批评者的队伍。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称,1月6日试图阻止权力交接的暴徒“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扯了下来”。

特朗普接手了一个极化的美国,四年后这种割裂更加严重。一半以上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错误说法,认为拜登实际上并未获胜。与人们对口罩和气候变化的态度一样,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一个按党派划线的问题。对华政策或许是下一个;共和党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

或者这可能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一项事宜。拜登的许多顾问与共和党人一样警惕中国。2019年沙利文与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如果国际秩序体现的是那些最强大国家的做法,那么中国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产生转向专制的拉动力量。” 坎贝尔将为拜登协调亚洲政策。

拜登试图团结私营部门和盟友采取统一的对华方针,在这方面他将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去年的情况也表明,多元化和私营部门活力如何维持了美国的创新优势。辉瑞(Pfizer Inc., PFE) 和Moderna Inc. (MRNA)这两家美国公司利用突破性技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将高效疫苗推向市场;辉瑞的疫苗与德国BioNTech SE合作推出。这场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协作软件的采用,这些领域都是美国公司领先。

美国对移民和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另一个优势。辉瑞和Moderna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外国出生的。此次疫情中最大的三个赢家分别是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nc. (ZM)、计算机图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 Corp., NVDA)和提供外卖配送服务DoorDash Inc. (DASH),三者都由华裔美国人创办。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100周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正统性方面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中国的历史彰显了权力集中的隐患。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是专制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建国后的30年中,中共效仿苏联模式,由国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结果一般。当时中国人的收入增速只有台湾的一半,贫困和饥饿仍普遍存在,此外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和私有制作用的增强,经济增长才有了起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于本世纪头10年达到顶峰。

自那之后,尽管多次采取债务融资的刺激措施,但中国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种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从农村到工厂的大迁移基本结束,并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减少。但与台湾、韩国或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放缓来得更快。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现在的民营企业的紧紧控制或许不是主因,但对创新和创业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Ant Group Co.)的主要创始人马云去年10月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称:“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

中国政府对马云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叫停了有望创出史上最大规模的蚂蚁集团IPO,并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似乎反而是要证明马云的观点。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蚂蚁集团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或者是否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表明,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共的企业家都是零容忍的。

随着创新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用来培育国家龙头企业的补贴加保护模式取得的回报正在减少。到目前为止,商用飞机和半导体领域的成绩令人失望。布兰特和罗斯基表示,要警惕出现“苏联式的结果,大部分领域表现平庸,偶尔有领域表现惊艳”。

中国可能已经在第一轮竞争中击败了美国。现在还远不清楚中国能否在下一轮较量中胜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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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年表现多方位优于美国,未来能否乘胜追击?

发布日期:2021-01-26 16:58
摘要: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



 | Greg Ip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底,一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开始评估世界各地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准备情况。他们根据早期病毒检测、反应速度和国际卫生规范遵守程度等标准进行排名,美国位列第一,中国仅排在第51位。

该排名公布后不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结果是专家们弄反了。在主要国家中,美国是人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最低的。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而在中国,除了局部地区出现新病例,疫情仍基本得到控制。

应对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在2020年唯一表现好于美国的方面。中国经济设法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经济则萎缩。随着中共加大对香港和国内民营部门的控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受到了打击,此前即将下台的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推翻去年秋天的选举结果,他的一群追随者还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拜登(Joe Biden)上周在军队严密保护下宣誓就职。

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中国的集中威权模式在动员个人、公司和政府对抗新冠疫情、应对外国对手和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经验方面非常高效。相比之下,美国过去一年中的努力却因其多元化分权制度内部以及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屡屡受挫。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成功应对了国内外诸多挑战,现在就判美国出局并不明智。但过去一年暴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的体制能否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2019年作出的排名看似顺理成章。美国拥有享誉世界的的机构,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有一流的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系统,还掌握大量财富。反观中国,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等疫情方面的记录堪忧,而且此后中国虽在医疗系统上投入了巨资,但许多人依旧无法享受可负担的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但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这轮疫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医疗界、科学界和经济界资源,并让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威权制度来说明显更容易办到。在起初试图掩盖疫情后,北京方面对近六千万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当时住宅区的居民需经专人值守的门岗方可出入,而曾在毛泽东时代用于监控意识形态违规行为的居委会,则负责监督人们对卫生准则的遵守情况。中国凭藉其强大的数字监控设备来发现并隔离感染者,利用人们购买火车票和手机定位的信息来追踪曾经过疫情风险较高地区的任何人。为了迅速发现感染病例,许多城市都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研究服务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称,中国历来擅长“运动式”治理方式,中国的地方官员非常习惯于被这样通知:“放下你昨天做的任何事,今天全都改做这件事。”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然加大了压制力度,对异见的容忍度降低。但白安儒称,总体来看,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变得更强,腐败现象减少。尽管中国采取的措施带有侵入性,但国内普通老百姓似乎都认可其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美国,个人权利没有那么容易被压制。赞成封锁和强制戴口罩的州长经常与倡导经济自由的人士发生冲突,包括特朗普和法院。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马尔克曼(Stephen Markman)在去年10月写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被赋予如此集中且缺乏标准的权力来规制我们人民的生活。”他裁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超越权限。“现在必须向正常状态回归,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没有民主约束只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英国抗击疫情的成绩和美国一样糟糕,尽管该国采取了包括封锁和强制戴口罩在内的中心化应对措施。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教授卡拉科西斯(Petros Karakousis)说,美国缺乏国家领导力的情形仍然很突出。他对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为何错得如此离谱进行了研究。特朗普将检测、物资采购和其他职责都交给了各州,拜登则试图扭转这种做法。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的建议经常被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特朗普忽视。“这是美国系统的内在特点,它是去中心化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做这些事,”卡拉科西斯说。“最高层不支持福奇的观点,这对形势并没有帮助。”

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水平,还涉及谁来制定贸易和技术标准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事实证明中国在2020年相当富有韧性。中国与美国打了贸易战,结果总体贸易顺差变得更高,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则有所增长。而且尽管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但该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发货量中所占份额实际上实现了增长。

多年来,中国一直利用补贴和保护来追求技术上的自给自足。美国对华为的攻击推进了这一战略。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不愿使用质量较差的国产半导体,但看到华为的遭遇时,就没有那么不情愿了。资本和人才纷纷涌入中国的半导体初创企业。

至于美国公司,尽管对强制技术转让和区别对待问题越来越不满,但放弃中国市场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去年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和89%的欧洲企业没有计划将任何业务转移出中国。

美国以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产业政策的种种努力已经因美国公司、客户和法院的不配合而屡屡受挫。美国在通信领域没有一家能与华为相竞争的公司,特朗普政府曾一度敦促网络巨头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 CSCO, 简称﹕思科)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 Co., NOK)或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 ERIC)。据报道,思科拒绝了特朗普的建议,因为该项业务的盈利能力还不够强。与此同时,随着国会越发接近于达成为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提供补贴的协议,美国芯片业的龙头企业英特尔公司(Intel Co., INTC)正计划将部分芯片制造外包,同时还投资中国的芯片初创公司。

正如美国公司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已使美国团结力量对抗中国的做法受挫一样,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需求也令西方国家无法结成遏制中国的统一联盟。去年,澳大利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TO)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这激怒了中国,中国已对出现于该国的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提出质疑。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葡萄酒和煤炭。

其他国家是如何回应这种局面的呢?阿根廷的牛肉生产商、智利的葡萄酒生产商和加拿大的煤炭生产商都希望借此增加他们对中国的销售。加拿大Teck Resources Ltd.的首席执行官林赛(Don Lindsay)在去年12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果你是一家非澳大利亚的煤炭生产商,并且你能够从其他客户和签约合同中腾挪出可供销售的煤炭,那么你可以通过把煤炭卖给中国来获得相当好的收益。”

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长期以来都在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中国的现有政策,他指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曾提出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普雷斯托维茨在他的新书《世界颠覆:美国、中国和全球领导权之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中写道:“几乎任何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可以被中国政府变成获取政策影响力的工具,而政府无需公开发布声明或下达指令。”

中国实际上已经加强了正式贸易纽带,中国加入了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虽然这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这符合中国利用全球机构和联系来扩大市场和阻止经济围堵的做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月曾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被迫选边站队,更不愿被绑上与中国对抗的战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示,中国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这可以对抗和阻止任何外来力量强行切断供应。

拜登希望通过放弃特朗普政府之前针对盟友的挑衅行为,如加征钢铁关税等政策,将美国盟友拉入对华统一战线。但目前还不清楚盟友是否有兴趣。上个月底,欧盟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投资协定,确保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尽管拜登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建议欧洲暂缓行动。

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长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沙利文“低估了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尤其是对德国的诱惑力。本纳说:“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或不追求改善对华贸易,我认为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盟友。”而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暗示,将把国内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他撤销了将加拿大原油输往美国炼油厂的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许可,其结果很可能是推动加拿大寻求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

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分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让美国民主看起来一片混乱,但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没有任何单独一方,甚至是总统,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方。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各项制度来予以解决,而制度赋予结果合法性。

或者说,至少历史上是这样。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怀疑是否依然如此,而中国的宣传家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批评者的队伍。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称,1月6日试图阻止权力交接的暴徒“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扯了下来”。

特朗普接手了一个极化的美国,四年后这种割裂更加严重。一半以上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错误说法,认为拜登实际上并未获胜。与人们对口罩和气候变化的态度一样,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一个按党派划线的问题。对华政策或许是下一个;共和党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

或者这可能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一项事宜。拜登的许多顾问与共和党人一样警惕中国。2019年沙利文与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如果国际秩序体现的是那些最强大国家的做法,那么中国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产生转向专制的拉动力量。” 坎贝尔将为拜登协调亚洲政策。

拜登试图团结私营部门和盟友采取统一的对华方针,在这方面他将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去年的情况也表明,多元化和私营部门活力如何维持了美国的创新优势。辉瑞(Pfizer Inc., PFE) 和Moderna Inc. (MRNA)这两家美国公司利用突破性技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将高效疫苗推向市场;辉瑞的疫苗与德国BioNTech SE合作推出。这场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协作软件的采用,这些领域都是美国公司领先。

美国对移民和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另一个优势。辉瑞和Moderna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外国出生的。此次疫情中最大的三个赢家分别是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nc. (ZM)、计算机图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 Corp., NVDA)和提供外卖配送服务DoorDash Inc. (DASH),三者都由华裔美国人创办。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100周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正统性方面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中国的历史彰显了权力集中的隐患。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是专制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建国后的30年中,中共效仿苏联模式,由国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结果一般。当时中国人的收入增速只有台湾的一半,贫困和饥饿仍普遍存在,此外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和私有制作用的增强,经济增长才有了起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于本世纪头10年达到顶峰。

自那之后,尽管多次采取债务融资的刺激措施,但中国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种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从农村到工厂的大迁移基本结束,并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减少。但与台湾、韩国或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放缓来得更快。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现在的民营企业的紧紧控制或许不是主因,但对创新和创业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Ant Group Co.)的主要创始人马云去年10月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称:“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

中国政府对马云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叫停了有望创出史上最大规模的蚂蚁集团IPO,并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似乎反而是要证明马云的观点。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蚂蚁集团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或者是否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表明,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共的企业家都是零容忍的。

随着创新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用来培育国家龙头企业的补贴加保护模式取得的回报正在减少。到目前为止,商用飞机和半导体领域的成绩令人失望。布兰特和罗斯基表示,要警惕出现“苏联式的结果,大部分领域表现平庸,偶尔有领域表现惊艳”。

中国可能已经在第一轮竞争中击败了美国。现在还远不清楚中国能否在下一轮较量中胜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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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eg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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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一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开始评估世界各地应对大流行病方面的准备情况。他们根据早期病毒检测、反应速度和国际卫生规范遵守程度等标准进行排名,美国位列第一,中国仅排在第51位。

该排名公布后不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结果是专家们弄反了。在主要国家中,美国是人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最低的。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而在中国,除了局部地区出现新病例,疫情仍基本得到控制。

应对新冠疫情并不是中国在2020年唯一表现好于美国的方面。中国经济设法实现了增长,而美国经济则萎缩。随着中共加大对香港和国内民营部门的控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强大。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受到了打击,此前即将下台的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推翻去年秋天的选举结果,他的一群追随者还暴力冲击了国会大厦。拜登(Joe Biden)上周在军队严密保护下宣誓就职。

如果像特朗普和拜登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过去12个月来看,中国正取得胜利。中国的集中威权模式在动员个人、公司和政府对抗新冠疫情、应对外国对手和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经验方面非常高效。相比之下,美国过去一年中的努力却因其多元化分权制度内部以及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屡屡受挫。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成功应对了国内外诸多挑战,现在就判美国出局并不明智。但过去一年暴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令人不禁怀疑美国的体制能否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 2019年作出的排名看似顺理成章。美国拥有享誉世界的的机构,比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有一流的医院、医生和公共卫生系统,还掌握大量财富。反观中国,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等疫情方面的记录堪忧,而且此后中国虽在医疗系统上投入了巨资,但许多人依旧无法享受可负担的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但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大流行病。这轮疫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医疗界、科学界和经济界资源,并让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威权制度来说明显更容易办到。在起初试图掩盖疫情后,北京方面对近六千万人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封锁措施。当时住宅区的居民需经专人值守的门岗方可出入,而曾在毛泽东时代用于监控意识形态违规行为的居委会,则负责监督人们对卫生准则的遵守情况。中国凭藉其强大的数字监控设备来发现并隔离感染者,利用人们购买火车票和手机定位的信息来追踪曾经过疫情风险较高地区的任何人。为了迅速发现感染病例,许多城市都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研究服务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称,中国历来擅长“运动式”治理方式,中国的地方官员非常习惯于被这样通知:“放下你昨天做的任何事,今天全都改做这件事。”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然加大了压制力度,对异见的容忍度降低。但白安儒称,总体来看,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变得更强,腐败现象减少。尽管中国采取的措施带有侵入性,但国内普通老百姓似乎都认可其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美国,个人权利没有那么容易被压制。赞成封锁和强制戴口罩的州长经常与倡导经济自由的人士发生冲突,包括特朗普和法院。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马尔克曼(Stephen Markman)在去年10月写道:“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被赋予如此集中且缺乏标准的权力来规制我们人民的生活。”他裁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超越权限。“现在必须向正常状态回归,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没有民主约束只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英国抗击疫情的成绩和美国一样糟糕,尽管该国采取了包括封锁和强制戴口罩在内的中心化应对措施。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教授卡拉科西斯(Petros Karakousis)说,美国缺乏国家领导力的情形仍然很突出。他对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为何错得如此离谱进行了研究。特朗普将检测、物资采购和其他职责都交给了各州,拜登则试图扭转这种做法。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的建议经常被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特朗普忽视。“这是美国系统的内在特点,它是去中心化的,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要求做这些事,”卡拉科西斯说。“最高层不支持福奇的观点,这对形势并没有帮助。”

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增长水平,还涉及谁来制定贸易和技术标准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事实证明中国在2020年相当富有韧性。中国与美国打了贸易战,结果总体贸易顺差变得更高,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则有所增长。而且尽管美国采取措施遏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但该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发货量中所占份额实际上实现了增长。

多年来,中国一直利用补贴和保护来追求技术上的自给自足。美国对华为的攻击推进了这一战略。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不愿使用质量较差的国产半导体,但看到华为的遭遇时,就没有那么不情愿了。资本和人才纷纷涌入中国的半导体初创企业。

至于美国公司,尽管对强制技术转让和区别对待问题越来越不满,但放弃中国市场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去年的调查显示,87%的美国企业和89%的欧洲企业没有计划将任何业务转移出中国。

美国以自己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产业政策的种种努力已经因美国公司、客户和法院的不配合而屡屡受挫。美国在通信领域没有一家能与华为相竞争的公司,特朗普政府曾一度敦促网络巨头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 CSCO, 简称﹕思科)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Nokia Co., NOK)或瑞典的爱立信(Ericsson, ERIC)。据报道,思科拒绝了特朗普的建议,因为该项业务的盈利能力还不够强。与此同时,随着国会越发接近于达成为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提供补贴的协议,美国芯片业的龙头企业英特尔公司(Intel Co., INTC)正计划将部分芯片制造外包,同时还投资中国的芯片初创公司。

正如美国公司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已使美国团结力量对抗中国的做法受挫一样,其他国家的自身利益需求也令西方国家无法结成遏制中国的统一联盟。去年,澳大利亚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TO)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这激怒了中国,中国已对出现于该国的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提出质疑。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葡萄酒和煤炭。

其他国家是如何回应这种局面的呢?阿根廷的牛肉生产商、智利的葡萄酒生产商和加拿大的煤炭生产商都希望借此增加他们对中国的销售。加拿大Teck Resources Ltd.的首席执行官林赛(Don Lindsay)在去年12月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如果你是一家非澳大利亚的煤炭生产商,并且你能够从其他客户和签约合同中腾挪出可供销售的煤炭,那么你可以通过把煤炭卖给中国来获得相当好的收益。”

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长期以来都在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和中国的现有政策,他指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曾提出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普雷斯托维茨在他的新书《世界颠覆:美国、中国和全球领导权之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中写道:“几乎任何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可以被中国政府变成获取政策影响力的工具,而政府无需公开发布声明或下达指令。”

中国实际上已经加强了正式贸易纽带,中国加入了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虽然这还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这符合中国利用全球机构和联系来扩大市场和阻止经济围堵的做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月曾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被迫选边站队,更不愿被绑上与中国对抗的战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示,中国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这可以对抗和阻止任何外来力量强行切断供应。

拜登希望通过放弃特朗普政府之前针对盟友的挑衅行为,如加征钢铁关税等政策,将美国盟友拉入对华统一战线。但目前还不清楚盟友是否有兴趣。上个月底,欧盟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投资协定,确保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尽管拜登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建议欧洲暂缓行动。

总部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长本纳(Thorsten Benner)表示,沙利文“低估了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尤其是对德国的诱惑力。本纳说:“如果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再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或不追求改善对华贸易,我认为美国很难找到这样的盟友。”而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暗示,将把国内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他撤销了将加拿大原油输往美国炼油厂的Keystone XL管道项目的许可,其结果很可能是推动加拿大寻求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

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分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让美国民主看起来一片混乱,但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没有任何单独一方,甚至是总统,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方。利益冲突必须通过各项制度来予以解决,而制度赋予结果合法性。

或者说,至少历史上是这样。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怀疑是否依然如此,而中国的宣传家们也兴高采烈地加入批评者的队伍。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称,1月6日试图阻止权力交接的暴徒“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扯了下来”。

特朗普接手了一个极化的美国,四年后这种割裂更加严重。一半以上的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错误说法,认为拜登实际上并未获胜。与人们对口罩和气候变化的态度一样,选举结果已经成为一个按党派划线的问题。对华政策或许是下一个;共和党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给拜登和民主党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

或者这可能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一项事宜。拜登的许多顾问与共和党人一样警惕中国。2019年沙利文与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如果国际秩序体现的是那些最强大国家的做法,那么中国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产生转向专制的拉动力量。” 坎贝尔将为拜登协调亚洲政策。

拜登试图团结私营部门和盟友采取统一的对华方针,在这方面他将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去年的情况也表明,多元化和私营部门活力如何维持了美国的创新优势。辉瑞(Pfizer Inc., PFE) 和Moderna Inc. (MRNA)这两家美国公司利用突破性技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将高效疫苗推向市场;辉瑞的疫苗与德国BioNTech SE合作推出。这场疫情加速了电子商务、云计算和协作软件的采用,这些领域都是美国公司领先。

美国对移民和外国人才的吸引力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另一个优势。辉瑞和Moderna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外国出生的。此次疫情中最大的三个赢家分别是视频会议提供商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Inc. (ZM)、计算机图形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 Corp., NVDA)和提供外卖配送服务DoorDash Inc. (DASH),三者都由华裔美国人创办。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庆祝建党100周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巩固了自身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正统性方面唯一仲裁者的地位。但中国的历史彰显了权力集中的隐患。帝制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是专制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建国后的30年中,中共效仿苏联模式,由国家对重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结果一般。当时中国人的收入增速只有台湾的一半,贫困和饥饿仍普遍存在,此外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市场和私有制作用的增强,经济增长才有了起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于本世纪头10年达到顶峰。

自那之后,尽管多次采取债务融资的刺激措施,但中国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种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包括劳动力从农村到工厂的大迁移基本结束,并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在减少。但与台湾、韩国或日本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放缓来得更快。中共对国有企业和现在的民营企业的紧紧控制或许不是主因,但对创新和创业带来的风险显而易见。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Ant Group Co.)的主要创始人马云去年10月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称:“创新来自市场,来自基层,来自年轻人。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

中国政府对马云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叫停了有望创出史上最大规模的蚂蚁集团IPO,并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似乎反而是要证明马云的观点。官员们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蚂蚁集团是否威胁到金融体系,或者是否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表明,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共的企业家都是零容忍的。

随着创新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用来培育国家龙头企业的补贴加保护模式取得的回报正在减少。到目前为止,商用飞机和半导体领域的成绩令人失望。布兰特和罗斯基表示,要警惕出现“苏联式的结果,大部分领域表现平庸,偶尔有领域表现惊艳”。

中国可能已经在第一轮竞争中击败了美国。现在还远不清楚中国能否在下一轮较量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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