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在上任后推翻财政紧缩观念。她提出: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



 | 布伦丹•格里利

OR--商业新媒体
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坐在桌子前,开始用保加利亚语唱起歌来——声音很轻,但很稳,就像你对一个孩子唱她今晚最后一首摇篮曲。那是一首她在少女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写的歌,当时她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祖父母栖居的山村小住。她看完了当地图书馆的所有书,开始阅读哲学书籍。她唱完了两句,然后开始翻译。

但康德(Kant)和斯宾诺莎(Spinoza,巴鲁赫•斯宾诺莎,17世纪哲学家——译者注)的价值何在

假如别人会为我写好预言?

这两句的英文译文就有韵律,她望着我,每到扬抑抑格的第一个音节处就会重读。这首歌用打趣的方式请求自决,她说,它“差不多是一首政治歌曲”。“当然,我会唱它,然后回到家说,‘我的天,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们共进午餐的那一天,67岁的格奥尔基耶娃正在庆祝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个职位本身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在金融危机期间拯救世界。但它没有多少正式权力。没有其最强大成员国的同意,IMF无法贷太多款;所以,不论是谁掌管IMF,其仅有权利说服总统们和首相们采取行动。格奥尔基耶娃的工作完全是政治性的——这令她发狂。

当下,这份工作尤其重要。上周,IMF更新了其全球增长预测。该组织上次作出预测是在今年6月,其经济学家们预测,2020年发达经济体将下跌8%,新兴经济体将下跌3%,并提到“同步、深度的低迷”。IMF上周二表示,其展望“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但也警告称,如果全球衰退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在任期的第一年里,格奥尔基耶娃已面临历任IMF总裁基本挑战之中最可怕的版本:你如何说服富国帮助穷国?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附带合适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帮助能够持久?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保证穷国相信IMF的帮助是真诚的,考虑到过去这种帮助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她将不得不运用非正式权力做到这一切——作为那种会为你写歌的人。

在高中时期,她曾谱写含蓄反对革命的进行曲,供同学们在暑期不得不端着破步枪军训时消遣。她对我唱了她那首关于斯宾诺莎的歌,是为了说明一个要点。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Sofia)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在这个保加利亚首都担任教授,她当时拥有的权力比她当时认为的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时很有用处,”她说,“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我们拥有的自由比实际更多。”

她邀请我去Tonic at Quigley's,这是一家开在老药店里的酒吧,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城区校园里,从IMF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步行一小段路即可抵达。每所美国大学附近都有个像Tonic一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在父母来看他们时到此吃一顿像样的午餐,等确定父母返回酒店后再回来喝啤酒。

既然人类已经不再进行肢体接触,有太多打招呼的方式可供选择。我站在Tonic的后院里,准备和她行碰肘礼。她说,她更喜欢把手放在胸口,或者瑜伽式的双手合十。我们把三种方式都试了一遍,然后在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的两端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上摆设的南瓜和太阳花。我们一致同意把它们挪开。

她没有看菜单,就问我们的服务员,当日例汤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你,我午餐吃得不多。”她说,“通常,我更愿意在午餐时喝汤。”她有低血压的病史,而且喜欢在工作时尽量保持空腹。“如果你进食了,你的血液会集中用于消化食物,”她解释道,“这样就没有足够血液供应给你的大脑了。”

格奥尔基耶娃母亲的家族拥有土地和酒店,但都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收为国有。她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至土耳其人到来之前的年代。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出身包含两个可疑阶层。她的父母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孩提时代,为了保护她,父母没有告诉她祖父母的情况。

20多岁的时候,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World Economy)担任助理教授,帮助接待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我们之前都没见过日本人。”她说,“因此,我们当然竭尽所能地招待他们”——晚宴,红酒。“他们喝得有点醉,其中一位在晚宴结束时说,‘你真幸运,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格奥尔基耶娃说,那是她第一次思考贫穷,而她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代共产党强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主政下的保加利亚的问题并不是资源短缺,而是生产率低下——人们没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的自由。“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也许除了体育,你无法真正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说,“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局限性,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当然,”她补充道,“稀缺型经济是一个问题。甚至不是因为你消费什么的局限性。而是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局限性的结果。”她以自己的家庭为例。1989年,日夫科夫在执政35年后下台,当时保加利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东欧国家,后来在1996至1997年经历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

“我妈妈的存款变得不值钱。”她说,“一辈子的存款:几天就没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得排队。为了给女儿买牛奶,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排队。如果我4点不起床,她就得饿肚子。”

服务员在附近徘徊。格奥尔基耶娃点了当日的蔬菜例汤。她说:“当然,我还要一份炸薯球。”

“炸薯球”(Tater tots)是美国学校午餐的主要菜品:小小的土豆块——“tater”,捏成红酒塞子的形状——“tot”。加盐后炸成金黄色,人人都喜欢吃。我给自己先点一份炸薯球,再加上我准备点的午餐:一份现在已经不会给健康加分的招牌沙拉。

传统上,尤其是在IMF内部,经济学家们一直支持财政紧缩——有意识削减赤字的决定——带来的稀缺性。按照这种逻辑,首先,工资和物价将下调。其次,在没有更多债务危机隐现的情况下,民众和投资者将对国家更有信心,进而作出他们的押注:购物,买更多的建筑和机器,使经济再度投入生产。

格奥尔基耶娃彻底推翻了这个观念: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财政紧缩和专制体制带来可比的挑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不是人们买得少了。而是由于一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原因,他们无法投入生产性的活动。两者都会留下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伤痕效应”,即随着人们失去技能、健康和希望,生产率长期下降。生产率本来就很难创造。失去之后也很难找回来。

看到今年随着疫情而来的经济崩溃,她担心这会留下“伤痕”,并回想起1990年代的保加利亚。此前该国的各行各业效率低下,但它们至少是大型雇主。“一旦它们倒闭,”她说,“伤痕效应会影响社区和整个城市:破坏性极强,且持续很久。”在俄罗斯联邦——她曾在2000年代中期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俄罗斯联邦局局长——“那里仍有一些城镇和农村地区,其结构性失业问题只有等到人们到达生命终点才能解决,”她说,“也就是等到他们死去。”

IMF并不是在格奥尔基耶娃上任之后才突然摒弃紧缩。在前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领导下,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抨击了支持紧缩的观点,证实紧缩未能产生其承诺的增长。但是亲身经历过短缺时代的格奥尔基耶娃现在拿出另一个选项。以往,面向陷入困境的国家的计划是,让自然调整自然而然地走到尽头,使这个国家在自然调整结束后更具成效。她希望弱化转型的痛苦,避免崩溃带来的“伤痕”,保持生产率,在可能的情况下投入公共资金以提高生产率。

“你要找出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她说,“你不能‘嘭’一下就实现转型。假如你先搞清楚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你的经济会好转,因为你更好地利用了生产资本。”在波士顿、芝加哥或法兰克福接受训练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经济体可以“嘭”一下就调整过来。对于格奥尔基耶娃而言,调整本身是一切:“我相信,不仅是体验没有替代品,而且你作为深陷困境的社区或社会的一部分而营造的情绪智力也无可替代。”这像是最干净的高跟鞋。你几乎看不到它走过的痕迹。

我的炸薯球上桌了,一篮子的分量足够喂饱四个喝醉的大学生。她问服务员,她会不会得到相同的分量。服务员给出肯定的回答。“哦……”她说,“好吧。我们会好好享用的。谢谢。”服务员匆匆走了。她对着我的篮子示意了一下。“我今天吃不成清淡午餐了。”

2019年1月,IMF原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提出了一个偏离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传统观念的简单观点。他表示,利率很低,所以如果你有基础设施支出的计划,那么借款也许不是什么罪过。我谈起这件事,格奥尔基耶娃说,在疫情爆发后,布朗夏尔联系了她。“他担心IMF在建议增加支出方面可能太过迟缓,我认为,他发现他找到了看法相同的人。”

她表示,在疫情初期的几个月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在公开场合说‘支出。留着收据。但一定要支出。’”

“我们现在更了解这场危机的参数。”她继续说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始瞄准这种支持,以提高支出的有效性。”这样的措辞也是新的。IMF不仅开始谈论总体支出水平,也开始谈论“支出质量”。我问她,什么是高质量的支出,她列出的答案是任何发展经济学家都会耳熟的:研究,教育,健康,乡村道路,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她说,“你要用钱铲除增长的障碍。”

以前,有一些东西被认为值得国家购买——假如这个国家有足够预算空间。现在,它们值得国家创造预算空间来购买。我请格奥尔基耶娃澄清一个要点:假如资金被花在正确的东西上,IMF是否愿意容忍赤字?“肯定愿意,”她答道,“是的。当然。”

炸薯球非常不错——酥脆,完美,是记忆中的味道。格奥尔基耶娃不敢吃太多,但如果你是个今晚要去Tonic的学生,我向你力荐:喝啤酒之前,先吃一份炸薯球“垫底”。

IMF不只是一个智库。它提供财务帮助,尽管其保守、严格受控的计算方式意味着,最可能需要帮助的国家总是最不可能得到帮助。我们见面后不到一周,IMF发布了其年度报告的部分章节,敦促富裕国家借债用于高质量支出。但这为世界其他国家——那些不像美国、欧洲或日本一样容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国家——留下一个未决的问题。

“IMF需要有一个大‘火箭筒’,”她指的是分布在IMF多项贷款计划中的1万亿美元资金总额。“1万亿,”她说,“不是零星小钱。1万亿。”

从明年开始,这些资金的40%将会进入IMF的新借款安排(NAB),一个被她形容为“富国帮助穷国”的计划——即富国向穷国放贷。她在IMF上任后,首要工作重点就是将新借款安排扩大并翻倍,相关协议已在1月签署。她最近在提醒成员国,她将会要求动用该计划。“可能数月之内就会激活,也就是在年底之前。所以人们需要提前知晓。”

然而,格奥尔基耶娃相信,IMF可以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另一根“胡萝卜”:提升已有支出的质量,专注于生产率,就有机会成为她所称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候选者——如果你未来遇到麻烦,另一个国家也许会借助总计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央行储备金来直接帮助你。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鼓励更多国家觉得自己有责任扶助邻国,这个想法也许太乐观。然而,看看格奥尔基耶娃本人在大型国际组织内的生存能力——短暂代理世行行长职务,曾担任欧盟专员——就不可能认为她幼稚。

她说,当她在1990年代开始担任世行经济学家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加快在东欧和前苏联淘汰含铅汽油。“现在……欧洲的孩子更聪明了,因为铅肯定会影响你的智商,因为世行聘用了我,而我可以做这项工作。”她说,“我们常犯的错误是,试图应对反对者,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赋权和激励那些积极变化的行为者,干脆”——她笑着思考措辞——“不理会噪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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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20-10-20 06:39
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在上任后推翻财政紧缩观念。她提出: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



 | 布伦丹•格里利

OR--商业新媒体
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坐在桌子前,开始用保加利亚语唱起歌来——声音很轻,但很稳,就像你对一个孩子唱她今晚最后一首摇篮曲。那是一首她在少女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写的歌,当时她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祖父母栖居的山村小住。她看完了当地图书馆的所有书,开始阅读哲学书籍。她唱完了两句,然后开始翻译。

但康德(Kant)和斯宾诺莎(Spinoza,巴鲁赫•斯宾诺莎,17世纪哲学家——译者注)的价值何在

假如别人会为我写好预言?

这两句的英文译文就有韵律,她望着我,每到扬抑抑格的第一个音节处就会重读。这首歌用打趣的方式请求自决,她说,它“差不多是一首政治歌曲”。“当然,我会唱它,然后回到家说,‘我的天,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们共进午餐的那一天,67岁的格奥尔基耶娃正在庆祝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个职位本身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在金融危机期间拯救世界。但它没有多少正式权力。没有其最强大成员国的同意,IMF无法贷太多款;所以,不论是谁掌管IMF,其仅有权利说服总统们和首相们采取行动。格奥尔基耶娃的工作完全是政治性的——这令她发狂。

当下,这份工作尤其重要。上周,IMF更新了其全球增长预测。该组织上次作出预测是在今年6月,其经济学家们预测,2020年发达经济体将下跌8%,新兴经济体将下跌3%,并提到“同步、深度的低迷”。IMF上周二表示,其展望“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但也警告称,如果全球衰退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在任期的第一年里,格奥尔基耶娃已面临历任IMF总裁基本挑战之中最可怕的版本:你如何说服富国帮助穷国?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附带合适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帮助能够持久?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保证穷国相信IMF的帮助是真诚的,考虑到过去这种帮助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她将不得不运用非正式权力做到这一切——作为那种会为你写歌的人。

在高中时期,她曾谱写含蓄反对革命的进行曲,供同学们在暑期不得不端着破步枪军训时消遣。她对我唱了她那首关于斯宾诺莎的歌,是为了说明一个要点。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Sofia)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在这个保加利亚首都担任教授,她当时拥有的权力比她当时认为的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时很有用处,”她说,“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我们拥有的自由比实际更多。”

她邀请我去Tonic at Quigley's,这是一家开在老药店里的酒吧,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城区校园里,从IMF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步行一小段路即可抵达。每所美国大学附近都有个像Tonic一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在父母来看他们时到此吃一顿像样的午餐,等确定父母返回酒店后再回来喝啤酒。

既然人类已经不再进行肢体接触,有太多打招呼的方式可供选择。我站在Tonic的后院里,准备和她行碰肘礼。她说,她更喜欢把手放在胸口,或者瑜伽式的双手合十。我们把三种方式都试了一遍,然后在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的两端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上摆设的南瓜和太阳花。我们一致同意把它们挪开。

她没有看菜单,就问我们的服务员,当日例汤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你,我午餐吃得不多。”她说,“通常,我更愿意在午餐时喝汤。”她有低血压的病史,而且喜欢在工作时尽量保持空腹。“如果你进食了,你的血液会集中用于消化食物,”她解释道,“这样就没有足够血液供应给你的大脑了。”

格奥尔基耶娃母亲的家族拥有土地和酒店,但都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收为国有。她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至土耳其人到来之前的年代。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出身包含两个可疑阶层。她的父母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孩提时代,为了保护她,父母没有告诉她祖父母的情况。

20多岁的时候,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World Economy)担任助理教授,帮助接待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我们之前都没见过日本人。”她说,“因此,我们当然竭尽所能地招待他们”——晚宴,红酒。“他们喝得有点醉,其中一位在晚宴结束时说,‘你真幸运,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格奥尔基耶娃说,那是她第一次思考贫穷,而她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代共产党强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主政下的保加利亚的问题并不是资源短缺,而是生产率低下——人们没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的自由。“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也许除了体育,你无法真正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说,“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局限性,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当然,”她补充道,“稀缺型经济是一个问题。甚至不是因为你消费什么的局限性。而是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局限性的结果。”她以自己的家庭为例。1989年,日夫科夫在执政35年后下台,当时保加利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东欧国家,后来在1996至1997年经历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

“我妈妈的存款变得不值钱。”她说,“一辈子的存款:几天就没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得排队。为了给女儿买牛奶,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排队。如果我4点不起床,她就得饿肚子。”

服务员在附近徘徊。格奥尔基耶娃点了当日的蔬菜例汤。她说:“当然,我还要一份炸薯球。”

“炸薯球”(Tater tots)是美国学校午餐的主要菜品:小小的土豆块——“tater”,捏成红酒塞子的形状——“tot”。加盐后炸成金黄色,人人都喜欢吃。我给自己先点一份炸薯球,再加上我准备点的午餐:一份现在已经不会给健康加分的招牌沙拉。

传统上,尤其是在IMF内部,经济学家们一直支持财政紧缩——有意识削减赤字的决定——带来的稀缺性。按照这种逻辑,首先,工资和物价将下调。其次,在没有更多债务危机隐现的情况下,民众和投资者将对国家更有信心,进而作出他们的押注:购物,买更多的建筑和机器,使经济再度投入生产。

格奥尔基耶娃彻底推翻了这个观念: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财政紧缩和专制体制带来可比的挑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不是人们买得少了。而是由于一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原因,他们无法投入生产性的活动。两者都会留下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伤痕效应”,即随着人们失去技能、健康和希望,生产率长期下降。生产率本来就很难创造。失去之后也很难找回来。

看到今年随着疫情而来的经济崩溃,她担心这会留下“伤痕”,并回想起1990年代的保加利亚。此前该国的各行各业效率低下,但它们至少是大型雇主。“一旦它们倒闭,”她说,“伤痕效应会影响社区和整个城市:破坏性极强,且持续很久。”在俄罗斯联邦——她曾在2000年代中期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俄罗斯联邦局局长——“那里仍有一些城镇和农村地区,其结构性失业问题只有等到人们到达生命终点才能解决,”她说,“也就是等到他们死去。”

IMF并不是在格奥尔基耶娃上任之后才突然摒弃紧缩。在前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领导下,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抨击了支持紧缩的观点,证实紧缩未能产生其承诺的增长。但是亲身经历过短缺时代的格奥尔基耶娃现在拿出另一个选项。以往,面向陷入困境的国家的计划是,让自然调整自然而然地走到尽头,使这个国家在自然调整结束后更具成效。她希望弱化转型的痛苦,避免崩溃带来的“伤痕”,保持生产率,在可能的情况下投入公共资金以提高生产率。

“你要找出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她说,“你不能‘嘭’一下就实现转型。假如你先搞清楚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你的经济会好转,因为你更好地利用了生产资本。”在波士顿、芝加哥或法兰克福接受训练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经济体可以“嘭”一下就调整过来。对于格奥尔基耶娃而言,调整本身是一切:“我相信,不仅是体验没有替代品,而且你作为深陷困境的社区或社会的一部分而营造的情绪智力也无可替代。”这像是最干净的高跟鞋。你几乎看不到它走过的痕迹。

我的炸薯球上桌了,一篮子的分量足够喂饱四个喝醉的大学生。她问服务员,她会不会得到相同的分量。服务员给出肯定的回答。“哦……”她说,“好吧。我们会好好享用的。谢谢。”服务员匆匆走了。她对着我的篮子示意了一下。“我今天吃不成清淡午餐了。”

2019年1月,IMF原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提出了一个偏离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传统观念的简单观点。他表示,利率很低,所以如果你有基础设施支出的计划,那么借款也许不是什么罪过。我谈起这件事,格奥尔基耶娃说,在疫情爆发后,布朗夏尔联系了她。“他担心IMF在建议增加支出方面可能太过迟缓,我认为,他发现他找到了看法相同的人。”

她表示,在疫情初期的几个月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在公开场合说‘支出。留着收据。但一定要支出。’”

“我们现在更了解这场危机的参数。”她继续说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始瞄准这种支持,以提高支出的有效性。”这样的措辞也是新的。IMF不仅开始谈论总体支出水平,也开始谈论“支出质量”。我问她,什么是高质量的支出,她列出的答案是任何发展经济学家都会耳熟的:研究,教育,健康,乡村道路,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她说,“你要用钱铲除增长的障碍。”

以前,有一些东西被认为值得国家购买——假如这个国家有足够预算空间。现在,它们值得国家创造预算空间来购买。我请格奥尔基耶娃澄清一个要点:假如资金被花在正确的东西上,IMF是否愿意容忍赤字?“肯定愿意,”她答道,“是的。当然。”

炸薯球非常不错——酥脆,完美,是记忆中的味道。格奥尔基耶娃不敢吃太多,但如果你是个今晚要去Tonic的学生,我向你力荐:喝啤酒之前,先吃一份炸薯球“垫底”。

IMF不只是一个智库。它提供财务帮助,尽管其保守、严格受控的计算方式意味着,最可能需要帮助的国家总是最不可能得到帮助。我们见面后不到一周,IMF发布了其年度报告的部分章节,敦促富裕国家借债用于高质量支出。但这为世界其他国家——那些不像美国、欧洲或日本一样容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国家——留下一个未决的问题。

“IMF需要有一个大‘火箭筒’,”她指的是分布在IMF多项贷款计划中的1万亿美元资金总额。“1万亿,”她说,“不是零星小钱。1万亿。”

从明年开始,这些资金的40%将会进入IMF的新借款安排(NAB),一个被她形容为“富国帮助穷国”的计划——即富国向穷国放贷。她在IMF上任后,首要工作重点就是将新借款安排扩大并翻倍,相关协议已在1月签署。她最近在提醒成员国,她将会要求动用该计划。“可能数月之内就会激活,也就是在年底之前。所以人们需要提前知晓。”

然而,格奥尔基耶娃相信,IMF可以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另一根“胡萝卜”:提升已有支出的质量,专注于生产率,就有机会成为她所称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候选者——如果你未来遇到麻烦,另一个国家也许会借助总计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央行储备金来直接帮助你。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鼓励更多国家觉得自己有责任扶助邻国,这个想法也许太乐观。然而,看看格奥尔基耶娃本人在大型国际组织内的生存能力——短暂代理世行行长职务,曾担任欧盟专员——就不可能认为她幼稚。

她说,当她在1990年代开始担任世行经济学家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加快在东欧和前苏联淘汰含铅汽油。“现在……欧洲的孩子更聪明了,因为铅肯定会影响你的智商,因为世行聘用了我,而我可以做这项工作。”她说,“我们常犯的错误是,试图应对反对者,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赋权和激励那些积极变化的行为者,干脆”——她笑着思考措辞——“不理会噪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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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在上任后推翻财政紧缩观念。她提出: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



 | 布伦丹•格里利

OR--商业新媒体
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坐在桌子前,开始用保加利亚语唱起歌来——声音很轻,但很稳,就像你对一个孩子唱她今晚最后一首摇篮曲。那是一首她在少女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写的歌,当时她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祖父母栖居的山村小住。她看完了当地图书馆的所有书,开始阅读哲学书籍。她唱完了两句,然后开始翻译。

但康德(Kant)和斯宾诺莎(Spinoza,巴鲁赫•斯宾诺莎,17世纪哲学家——译者注)的价值何在

假如别人会为我写好预言?

这两句的英文译文就有韵律,她望着我,每到扬抑抑格的第一个音节处就会重读。这首歌用打趣的方式请求自决,她说,它“差不多是一首政治歌曲”。“当然,我会唱它,然后回到家说,‘我的天,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们共进午餐的那一天,67岁的格奥尔基耶娃正在庆祝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个职位本身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在金融危机期间拯救世界。但它没有多少正式权力。没有其最强大成员国的同意,IMF无法贷太多款;所以,不论是谁掌管IMF,其仅有权利说服总统们和首相们采取行动。格奥尔基耶娃的工作完全是政治性的——这令她发狂。

当下,这份工作尤其重要。上周,IMF更新了其全球增长预测。该组织上次作出预测是在今年6月,其经济学家们预测,2020年发达经济体将下跌8%,新兴经济体将下跌3%,并提到“同步、深度的低迷”。IMF上周二表示,其展望“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但也警告称,如果全球衰退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在任期的第一年里,格奥尔基耶娃已面临历任IMF总裁基本挑战之中最可怕的版本:你如何说服富国帮助穷国?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附带合适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帮助能够持久?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保证穷国相信IMF的帮助是真诚的,考虑到过去这种帮助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她将不得不运用非正式权力做到这一切——作为那种会为你写歌的人。

在高中时期,她曾谱写含蓄反对革命的进行曲,供同学们在暑期不得不端着破步枪军训时消遣。她对我唱了她那首关于斯宾诺莎的歌,是为了说明一个要点。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Sofia)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在这个保加利亚首都担任教授,她当时拥有的权力比她当时认为的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时很有用处,”她说,“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我们拥有的自由比实际更多。”

她邀请我去Tonic at Quigley's,这是一家开在老药店里的酒吧,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城区校园里,从IMF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步行一小段路即可抵达。每所美国大学附近都有个像Tonic一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在父母来看他们时到此吃一顿像样的午餐,等确定父母返回酒店后再回来喝啤酒。

既然人类已经不再进行肢体接触,有太多打招呼的方式可供选择。我站在Tonic的后院里,准备和她行碰肘礼。她说,她更喜欢把手放在胸口,或者瑜伽式的双手合十。我们把三种方式都试了一遍,然后在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的两端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上摆设的南瓜和太阳花。我们一致同意把它们挪开。

她没有看菜单,就问我们的服务员,当日例汤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你,我午餐吃得不多。”她说,“通常,我更愿意在午餐时喝汤。”她有低血压的病史,而且喜欢在工作时尽量保持空腹。“如果你进食了,你的血液会集中用于消化食物,”她解释道,“这样就没有足够血液供应给你的大脑了。”

格奥尔基耶娃母亲的家族拥有土地和酒店,但都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收为国有。她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至土耳其人到来之前的年代。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出身包含两个可疑阶层。她的父母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孩提时代,为了保护她,父母没有告诉她祖父母的情况。

20多岁的时候,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World Economy)担任助理教授,帮助接待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我们之前都没见过日本人。”她说,“因此,我们当然竭尽所能地招待他们”——晚宴,红酒。“他们喝得有点醉,其中一位在晚宴结束时说,‘你真幸运,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格奥尔基耶娃说,那是她第一次思考贫穷,而她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代共产党强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主政下的保加利亚的问题并不是资源短缺,而是生产率低下——人们没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的自由。“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也许除了体育,你无法真正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说,“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局限性,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当然,”她补充道,“稀缺型经济是一个问题。甚至不是因为你消费什么的局限性。而是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局限性的结果。”她以自己的家庭为例。1989年,日夫科夫在执政35年后下台,当时保加利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东欧国家,后来在1996至1997年经历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

“我妈妈的存款变得不值钱。”她说,“一辈子的存款:几天就没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得排队。为了给女儿买牛奶,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排队。如果我4点不起床,她就得饿肚子。”

服务员在附近徘徊。格奥尔基耶娃点了当日的蔬菜例汤。她说:“当然,我还要一份炸薯球。”

“炸薯球”(Tater tots)是美国学校午餐的主要菜品:小小的土豆块——“tater”,捏成红酒塞子的形状——“tot”。加盐后炸成金黄色,人人都喜欢吃。我给自己先点一份炸薯球,再加上我准备点的午餐:一份现在已经不会给健康加分的招牌沙拉。

传统上,尤其是在IMF内部,经济学家们一直支持财政紧缩——有意识削减赤字的决定——带来的稀缺性。按照这种逻辑,首先,工资和物价将下调。其次,在没有更多债务危机隐现的情况下,民众和投资者将对国家更有信心,进而作出他们的押注:购物,买更多的建筑和机器,使经济再度投入生产。

格奥尔基耶娃彻底推翻了这个观念: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财政紧缩和专制体制带来可比的挑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不是人们买得少了。而是由于一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原因,他们无法投入生产性的活动。两者都会留下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伤痕效应”,即随着人们失去技能、健康和希望,生产率长期下降。生产率本来就很难创造。失去之后也很难找回来。

看到今年随着疫情而来的经济崩溃,她担心这会留下“伤痕”,并回想起1990年代的保加利亚。此前该国的各行各业效率低下,但它们至少是大型雇主。“一旦它们倒闭,”她说,“伤痕效应会影响社区和整个城市:破坏性极强,且持续很久。”在俄罗斯联邦——她曾在2000年代中期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俄罗斯联邦局局长——“那里仍有一些城镇和农村地区,其结构性失业问题只有等到人们到达生命终点才能解决,”她说,“也就是等到他们死去。”

IMF并不是在格奥尔基耶娃上任之后才突然摒弃紧缩。在前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领导下,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抨击了支持紧缩的观点,证实紧缩未能产生其承诺的增长。但是亲身经历过短缺时代的格奥尔基耶娃现在拿出另一个选项。以往,面向陷入困境的国家的计划是,让自然调整自然而然地走到尽头,使这个国家在自然调整结束后更具成效。她希望弱化转型的痛苦,避免崩溃带来的“伤痕”,保持生产率,在可能的情况下投入公共资金以提高生产率。

“你要找出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她说,“你不能‘嘭’一下就实现转型。假如你先搞清楚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你的经济会好转,因为你更好地利用了生产资本。”在波士顿、芝加哥或法兰克福接受训练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经济体可以“嘭”一下就调整过来。对于格奥尔基耶娃而言,调整本身是一切:“我相信,不仅是体验没有替代品,而且你作为深陷困境的社区或社会的一部分而营造的情绪智力也无可替代。”这像是最干净的高跟鞋。你几乎看不到它走过的痕迹。

我的炸薯球上桌了,一篮子的分量足够喂饱四个喝醉的大学生。她问服务员,她会不会得到相同的分量。服务员给出肯定的回答。“哦……”她说,“好吧。我们会好好享用的。谢谢。”服务员匆匆走了。她对着我的篮子示意了一下。“我今天吃不成清淡午餐了。”

2019年1月,IMF原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提出了一个偏离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传统观念的简单观点。他表示,利率很低,所以如果你有基础设施支出的计划,那么借款也许不是什么罪过。我谈起这件事,格奥尔基耶娃说,在疫情爆发后,布朗夏尔联系了她。“他担心IMF在建议增加支出方面可能太过迟缓,我认为,他发现他找到了看法相同的人。”

她表示,在疫情初期的几个月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在公开场合说‘支出。留着收据。但一定要支出。’”

“我们现在更了解这场危机的参数。”她继续说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始瞄准这种支持,以提高支出的有效性。”这样的措辞也是新的。IMF不仅开始谈论总体支出水平,也开始谈论“支出质量”。我问她,什么是高质量的支出,她列出的答案是任何发展经济学家都会耳熟的:研究,教育,健康,乡村道路,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她说,“你要用钱铲除增长的障碍。”

以前,有一些东西被认为值得国家购买——假如这个国家有足够预算空间。现在,它们值得国家创造预算空间来购买。我请格奥尔基耶娃澄清一个要点:假如资金被花在正确的东西上,IMF是否愿意容忍赤字?“肯定愿意,”她答道,“是的。当然。”

炸薯球非常不错——酥脆,完美,是记忆中的味道。格奥尔基耶娃不敢吃太多,但如果你是个今晚要去Tonic的学生,我向你力荐:喝啤酒之前,先吃一份炸薯球“垫底”。

IMF不只是一个智库。它提供财务帮助,尽管其保守、严格受控的计算方式意味着,最可能需要帮助的国家总是最不可能得到帮助。我们见面后不到一周,IMF发布了其年度报告的部分章节,敦促富裕国家借债用于高质量支出。但这为世界其他国家——那些不像美国、欧洲或日本一样容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国家——留下一个未决的问题。

“IMF需要有一个大‘火箭筒’,”她指的是分布在IMF多项贷款计划中的1万亿美元资金总额。“1万亿,”她说,“不是零星小钱。1万亿。”

从明年开始,这些资金的40%将会进入IMF的新借款安排(NAB),一个被她形容为“富国帮助穷国”的计划——即富国向穷国放贷。她在IMF上任后,首要工作重点就是将新借款安排扩大并翻倍,相关协议已在1月签署。她最近在提醒成员国,她将会要求动用该计划。“可能数月之内就会激活,也就是在年底之前。所以人们需要提前知晓。”

然而,格奥尔基耶娃相信,IMF可以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另一根“胡萝卜”:提升已有支出的质量,专注于生产率,就有机会成为她所称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候选者——如果你未来遇到麻烦,另一个国家也许会借助总计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央行储备金来直接帮助你。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鼓励更多国家觉得自己有责任扶助邻国,这个想法也许太乐观。然而,看看格奥尔基耶娃本人在大型国际组织内的生存能力——短暂代理世行行长职务,曾担任欧盟专员——就不可能认为她幼稚。

她说,当她在1990年代开始担任世行经济学家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加快在东欧和前苏联淘汰含铅汽油。“现在……欧洲的孩子更聪明了,因为铅肯定会影响你的智商,因为世行聘用了我,而我可以做这项工作。”她说,“我们常犯的错误是,试图应对反对者,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赋权和激励那些积极变化的行为者,干脆”——她笑着思考措辞——“不理会噪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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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20-10-20 06:39
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在上任后推翻财政紧缩观念。她提出: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



 | 布伦丹•格里利

OR--商业新媒体
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坐在桌子前,开始用保加利亚语唱起歌来——声音很轻,但很稳,就像你对一个孩子唱她今晚最后一首摇篮曲。那是一首她在少女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写的歌,当时她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祖父母栖居的山村小住。她看完了当地图书馆的所有书,开始阅读哲学书籍。她唱完了两句,然后开始翻译。

但康德(Kant)和斯宾诺莎(Spinoza,巴鲁赫•斯宾诺莎,17世纪哲学家——译者注)的价值何在

假如别人会为我写好预言?

这两句的英文译文就有韵律,她望着我,每到扬抑抑格的第一个音节处就会重读。这首歌用打趣的方式请求自决,她说,它“差不多是一首政治歌曲”。“当然,我会唱它,然后回到家说,‘我的天,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们共进午餐的那一天,67岁的格奥尔基耶娃正在庆祝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个职位本身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在金融危机期间拯救世界。但它没有多少正式权力。没有其最强大成员国的同意,IMF无法贷太多款;所以,不论是谁掌管IMF,其仅有权利说服总统们和首相们采取行动。格奥尔基耶娃的工作完全是政治性的——这令她发狂。

当下,这份工作尤其重要。上周,IMF更新了其全球增长预测。该组织上次作出预测是在今年6月,其经济学家们预测,2020年发达经济体将下跌8%,新兴经济体将下跌3%,并提到“同步、深度的低迷”。IMF上周二表示,其展望“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但也警告称,如果全球衰退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在任期的第一年里,格奥尔基耶娃已面临历任IMF总裁基本挑战之中最可怕的版本:你如何说服富国帮助穷国?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附带合适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帮助能够持久?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保证穷国相信IMF的帮助是真诚的,考虑到过去这种帮助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她将不得不运用非正式权力做到这一切——作为那种会为你写歌的人。

在高中时期,她曾谱写含蓄反对革命的进行曲,供同学们在暑期不得不端着破步枪军训时消遣。她对我唱了她那首关于斯宾诺莎的歌,是为了说明一个要点。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Sofia)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在这个保加利亚首都担任教授,她当时拥有的权力比她当时认为的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时很有用处,”她说,“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我们拥有的自由比实际更多。”

她邀请我去Tonic at Quigley's,这是一家开在老药店里的酒吧,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城区校园里,从IMF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步行一小段路即可抵达。每所美国大学附近都有个像Tonic一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在父母来看他们时到此吃一顿像样的午餐,等确定父母返回酒店后再回来喝啤酒。

既然人类已经不再进行肢体接触,有太多打招呼的方式可供选择。我站在Tonic的后院里,准备和她行碰肘礼。她说,她更喜欢把手放在胸口,或者瑜伽式的双手合十。我们把三种方式都试了一遍,然后在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的两端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上摆设的南瓜和太阳花。我们一致同意把它们挪开。

她没有看菜单,就问我们的服务员,当日例汤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你,我午餐吃得不多。”她说,“通常,我更愿意在午餐时喝汤。”她有低血压的病史,而且喜欢在工作时尽量保持空腹。“如果你进食了,你的血液会集中用于消化食物,”她解释道,“这样就没有足够血液供应给你的大脑了。”

格奥尔基耶娃母亲的家族拥有土地和酒店,但都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收为国有。她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至土耳其人到来之前的年代。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出身包含两个可疑阶层。她的父母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孩提时代,为了保护她,父母没有告诉她祖父母的情况。

20多岁的时候,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World Economy)担任助理教授,帮助接待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我们之前都没见过日本人。”她说,“因此,我们当然竭尽所能地招待他们”——晚宴,红酒。“他们喝得有点醉,其中一位在晚宴结束时说,‘你真幸运,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格奥尔基耶娃说,那是她第一次思考贫穷,而她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代共产党强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主政下的保加利亚的问题并不是资源短缺,而是生产率低下——人们没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的自由。“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也许除了体育,你无法真正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说,“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局限性,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当然,”她补充道,“稀缺型经济是一个问题。甚至不是因为你消费什么的局限性。而是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局限性的结果。”她以自己的家庭为例。1989年,日夫科夫在执政35年后下台,当时保加利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东欧国家,后来在1996至1997年经历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

“我妈妈的存款变得不值钱。”她说,“一辈子的存款:几天就没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得排队。为了给女儿买牛奶,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排队。如果我4点不起床,她就得饿肚子。”

服务员在附近徘徊。格奥尔基耶娃点了当日的蔬菜例汤。她说:“当然,我还要一份炸薯球。”

“炸薯球”(Tater tots)是美国学校午餐的主要菜品:小小的土豆块——“tater”,捏成红酒塞子的形状——“tot”。加盐后炸成金黄色,人人都喜欢吃。我给自己先点一份炸薯球,再加上我准备点的午餐:一份现在已经不会给健康加分的招牌沙拉。

传统上,尤其是在IMF内部,经济学家们一直支持财政紧缩——有意识削减赤字的决定——带来的稀缺性。按照这种逻辑,首先,工资和物价将下调。其次,在没有更多债务危机隐现的情况下,民众和投资者将对国家更有信心,进而作出他们的押注:购物,买更多的建筑和机器,使经济再度投入生产。

格奥尔基耶娃彻底推翻了这个观念: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财政紧缩和专制体制带来可比的挑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不是人们买得少了。而是由于一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原因,他们无法投入生产性的活动。两者都会留下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伤痕效应”,即随着人们失去技能、健康和希望,生产率长期下降。生产率本来就很难创造。失去之后也很难找回来。

看到今年随着疫情而来的经济崩溃,她担心这会留下“伤痕”,并回想起1990年代的保加利亚。此前该国的各行各业效率低下,但它们至少是大型雇主。“一旦它们倒闭,”她说,“伤痕效应会影响社区和整个城市:破坏性极强,且持续很久。”在俄罗斯联邦——她曾在2000年代中期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俄罗斯联邦局局长——“那里仍有一些城镇和农村地区,其结构性失业问题只有等到人们到达生命终点才能解决,”她说,“也就是等到他们死去。”

IMF并不是在格奥尔基耶娃上任之后才突然摒弃紧缩。在前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领导下,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抨击了支持紧缩的观点,证实紧缩未能产生其承诺的增长。但是亲身经历过短缺时代的格奥尔基耶娃现在拿出另一个选项。以往,面向陷入困境的国家的计划是,让自然调整自然而然地走到尽头,使这个国家在自然调整结束后更具成效。她希望弱化转型的痛苦,避免崩溃带来的“伤痕”,保持生产率,在可能的情况下投入公共资金以提高生产率。

“你要找出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她说,“你不能‘嘭’一下就实现转型。假如你先搞清楚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你的经济会好转,因为你更好地利用了生产资本。”在波士顿、芝加哥或法兰克福接受训练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经济体可以“嘭”一下就调整过来。对于格奥尔基耶娃而言,调整本身是一切:“我相信,不仅是体验没有替代品,而且你作为深陷困境的社区或社会的一部分而营造的情绪智力也无可替代。”这像是最干净的高跟鞋。你几乎看不到它走过的痕迹。

我的炸薯球上桌了,一篮子的分量足够喂饱四个喝醉的大学生。她问服务员,她会不会得到相同的分量。服务员给出肯定的回答。“哦……”她说,“好吧。我们会好好享用的。谢谢。”服务员匆匆走了。她对着我的篮子示意了一下。“我今天吃不成清淡午餐了。”

2019年1月,IMF原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提出了一个偏离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传统观念的简单观点。他表示,利率很低,所以如果你有基础设施支出的计划,那么借款也许不是什么罪过。我谈起这件事,格奥尔基耶娃说,在疫情爆发后,布朗夏尔联系了她。“他担心IMF在建议增加支出方面可能太过迟缓,我认为,他发现他找到了看法相同的人。”

她表示,在疫情初期的几个月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在公开场合说‘支出。留着收据。但一定要支出。’”

“我们现在更了解这场危机的参数。”她继续说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始瞄准这种支持,以提高支出的有效性。”这样的措辞也是新的。IMF不仅开始谈论总体支出水平,也开始谈论“支出质量”。我问她,什么是高质量的支出,她列出的答案是任何发展经济学家都会耳熟的:研究,教育,健康,乡村道路,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她说,“你要用钱铲除增长的障碍。”

以前,有一些东西被认为值得国家购买——假如这个国家有足够预算空间。现在,它们值得国家创造预算空间来购买。我请格奥尔基耶娃澄清一个要点:假如资金被花在正确的东西上,IMF是否愿意容忍赤字?“肯定愿意,”她答道,“是的。当然。”

炸薯球非常不错——酥脆,完美,是记忆中的味道。格奥尔基耶娃不敢吃太多,但如果你是个今晚要去Tonic的学生,我向你力荐:喝啤酒之前,先吃一份炸薯球“垫底”。

IMF不只是一个智库。它提供财务帮助,尽管其保守、严格受控的计算方式意味着,最可能需要帮助的国家总是最不可能得到帮助。我们见面后不到一周,IMF发布了其年度报告的部分章节,敦促富裕国家借债用于高质量支出。但这为世界其他国家——那些不像美国、欧洲或日本一样容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国家——留下一个未决的问题。

“IMF需要有一个大‘火箭筒’,”她指的是分布在IMF多项贷款计划中的1万亿美元资金总额。“1万亿,”她说,“不是零星小钱。1万亿。”

从明年开始,这些资金的40%将会进入IMF的新借款安排(NAB),一个被她形容为“富国帮助穷国”的计划——即富国向穷国放贷。她在IMF上任后,首要工作重点就是将新借款安排扩大并翻倍,相关协议已在1月签署。她最近在提醒成员国,她将会要求动用该计划。“可能数月之内就会激活,也就是在年底之前。所以人们需要提前知晓。”

然而,格奥尔基耶娃相信,IMF可以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另一根“胡萝卜”:提升已有支出的质量,专注于生产率,就有机会成为她所称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候选者——如果你未来遇到麻烦,另一个国家也许会借助总计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央行储备金来直接帮助你。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鼓励更多国家觉得自己有责任扶助邻国,这个想法也许太乐观。然而,看看格奥尔基耶娃本人在大型国际组织内的生存能力——短暂代理世行行长职务,曾担任欧盟专员——就不可能认为她幼稚。

她说,当她在1990年代开始担任世行经济学家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加快在东欧和前苏联淘汰含铅汽油。“现在……欧洲的孩子更聪明了,因为铅肯定会影响你的智商,因为世行聘用了我,而我可以做这项工作。”她说,“我们常犯的错误是,试图应对反对者,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赋权和激励那些积极变化的行为者,干脆”——她笑着思考措辞——“不理会噪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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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耶娃在上任后推翻财政紧缩观念。她提出: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



 | 布伦丹•格里利

OR--商业新媒体
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坐在桌子前,开始用保加利亚语唱起歌来——声音很轻,但很稳,就像你对一个孩子唱她今晚最后一首摇篮曲。那是一首她在少女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写的歌,当时她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祖父母栖居的山村小住。她看完了当地图书馆的所有书,开始阅读哲学书籍。她唱完了两句,然后开始翻译。

但康德(Kant)和斯宾诺莎(Spinoza,巴鲁赫•斯宾诺莎,17世纪哲学家——译者注)的价值何在

假如别人会为我写好预言?

这两句的英文译文就有韵律,她望着我,每到扬抑抑格的第一个音节处就会重读。这首歌用打趣的方式请求自决,她说,它“差不多是一首政治歌曲”。“当然,我会唱它,然后回到家说,‘我的天,我刚才做了什么?’”


我们共进午餐的那一天,67岁的格奥尔基耶娃正在庆祝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个职位本身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在金融危机期间拯救世界。但它没有多少正式权力。没有其最强大成员国的同意,IMF无法贷太多款;所以,不论是谁掌管IMF,其仅有权利说服总统们和首相们采取行动。格奥尔基耶娃的工作完全是政治性的——这令她发狂。

当下,这份工作尤其重要。上周,IMF更新了其全球增长预测。该组织上次作出预测是在今年6月,其经济学家们预测,2020年发达经济体将下跌8%,新兴经济体将下跌3%,并提到“同步、深度的低迷”。IMF上周二表示,其展望“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但也警告称,如果全球衰退转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在任期的第一年里,格奥尔基耶娃已面临历任IMF总裁基本挑战之中最可怕的版本:你如何说服富国帮助穷国?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附带合适的条件,以保证这些帮助能够持久?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如何保证穷国相信IMF的帮助是真诚的,考虑到过去这种帮助造成了进一步破坏?她将不得不运用非正式权力做到这一切——作为那种会为你写歌的人。

在高中时期,她曾谱写含蓄反对革命的进行曲,供同学们在暑期不得不端着破步枪军训时消遣。她对我唱了她那首关于斯宾诺莎的歌,是为了说明一个要点。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Sofia)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在这个保加利亚首都担任教授,她当时拥有的权力比她当时认为的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时很有用处,”她说,“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我们拥有的自由比实际更多。”

她邀请我去Tonic at Quigley's,这是一家开在老药店里的酒吧,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城区校园里,从IMF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步行一小段路即可抵达。每所美国大学附近都有个像Tonic一样的地方;学生们可以在父母来看他们时到此吃一顿像样的午餐,等确定父母返回酒店后再回来喝啤酒。

既然人类已经不再进行肢体接触,有太多打招呼的方式可供选择。我站在Tonic的后院里,准备和她行碰肘礼。她说,她更喜欢把手放在胸口,或者瑜伽式的双手合十。我们把三种方式都试了一遍,然后在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的两端坐下。我们中间隔着桌上摆设的南瓜和太阳花。我们一致同意把它们挪开。

她没有看菜单,就问我们的服务员,当日例汤是什么。“我必须告诉你,我午餐吃得不多。”她说,“通常,我更愿意在午餐时喝汤。”她有低血压的病史,而且喜欢在工作时尽量保持空腹。“如果你进食了,你的血液会集中用于消化食物,”她解释道,“这样就没有足够血液供应给你的大脑了。”

格奥尔基耶娃母亲的家族拥有土地和酒店,但都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收为国有。她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至土耳其人到来之前的年代。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出身包含两个可疑阶层。她的父母没有加入共产党。在孩提时代,为了保护她,父母没有告诉她祖父母的情况。

20多岁的时候,格奥尔基耶娃在索非亚的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大学(Un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World Economy)担任助理教授,帮助接待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我们之前都没见过日本人。”她说,“因此,我们当然竭尽所能地招待他们”——晚宴,红酒。“他们喝得有点醉,其中一位在晚宴结束时说,‘你真幸运,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格奥尔基耶娃说,那是她第一次思考贫穷,而她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代共产党强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主政下的保加利亚的问题并不是资源短缺,而是生产率低下——人们没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的自由。“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也许除了体育,你无法真正找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说,“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局限性,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当然,”她补充道,“稀缺型经济是一个问题。甚至不是因为你消费什么的局限性。而是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局限性的结果。”她以自己的家庭为例。1989年,日夫科夫在执政35年后下台,当时保加利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东欧国家,后来在1996至1997年经历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

“我妈妈的存款变得不值钱。”她说,“一辈子的存款:几天就没了,要想活下去我们就得排队。为了给女儿买牛奶,我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排队。如果我4点不起床,她就得饿肚子。”

服务员在附近徘徊。格奥尔基耶娃点了当日的蔬菜例汤。她说:“当然,我还要一份炸薯球。”

“炸薯球”(Tater tots)是美国学校午餐的主要菜品:小小的土豆块——“tater”,捏成红酒塞子的形状——“tot”。加盐后炸成金黄色,人人都喜欢吃。我给自己先点一份炸薯球,再加上我准备点的午餐:一份现在已经不会给健康加分的招牌沙拉。

传统上,尤其是在IMF内部,经济学家们一直支持财政紧缩——有意识削减赤字的决定——带来的稀缺性。按照这种逻辑,首先,工资和物价将下调。其次,在没有更多债务危机隐现的情况下,民众和投资者将对国家更有信心,进而作出他们的押注:购物,买更多的建筑和机器,使经济再度投入生产。

格奥尔基耶娃彻底推翻了这个观念:人们在经济紧缩时不得不做出的调整,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调整本身是问题。财政紧缩和专制体制带来可比的挑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不是人们买得少了。而是由于一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原因,他们无法投入生产性的活动。两者都会留下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伤痕效应”,即随着人们失去技能、健康和希望,生产率长期下降。生产率本来就很难创造。失去之后也很难找回来。

看到今年随着疫情而来的经济崩溃,她担心这会留下“伤痕”,并回想起1990年代的保加利亚。此前该国的各行各业效率低下,但它们至少是大型雇主。“一旦它们倒闭,”她说,“伤痕效应会影响社区和整个城市:破坏性极强,且持续很久。”在俄罗斯联邦——她曾在2000年代中期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俄罗斯联邦局局长——“那里仍有一些城镇和农村地区,其结构性失业问题只有等到人们到达生命终点才能解决,”她说,“也就是等到他们死去。”

IMF并不是在格奥尔基耶娃上任之后才突然摒弃紧缩。在前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领导下,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抨击了支持紧缩的观点,证实紧缩未能产生其承诺的增长。但是亲身经历过短缺时代的格奥尔基耶娃现在拿出另一个选项。以往,面向陷入困境的国家的计划是,让自然调整自然而然地走到尽头,使这个国家在自然调整结束后更具成效。她希望弱化转型的痛苦,避免崩溃带来的“伤痕”,保持生产率,在可能的情况下投入公共资金以提高生产率。

“你要找出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她说,“你不能‘嘭’一下就实现转型。假如你先搞清楚在哪些领域会产生影响,你的经济会好转,因为你更好地利用了生产资本。”在波士顿、芝加哥或法兰克福接受训练的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经济体可以“嘭”一下就调整过来。对于格奥尔基耶娃而言,调整本身是一切:“我相信,不仅是体验没有替代品,而且你作为深陷困境的社区或社会的一部分而营造的情绪智力也无可替代。”这像是最干净的高跟鞋。你几乎看不到它走过的痕迹。

我的炸薯球上桌了,一篮子的分量足够喂饱四个喝醉的大学生。她问服务员,她会不会得到相同的分量。服务员给出肯定的回答。“哦……”她说,“好吧。我们会好好享用的。谢谢。”服务员匆匆走了。她对着我的篮子示意了一下。“我今天吃不成清淡午餐了。”

2019年1月,IMF原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提出了一个偏离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传统观念的简单观点。他表示,利率很低,所以如果你有基础设施支出的计划,那么借款也许不是什么罪过。我谈起这件事,格奥尔基耶娃说,在疫情爆发后,布朗夏尔联系了她。“他担心IMF在建议增加支出方面可能太过迟缓,我认为,他发现他找到了看法相同的人。”

她表示,在疫情初期的几个月里,“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在公开场合说‘支出。留着收据。但一定要支出。’”

“我们现在更了解这场危机的参数。”她继续说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开始瞄准这种支持,以提高支出的有效性。”这样的措辞也是新的。IMF不仅开始谈论总体支出水平,也开始谈论“支出质量”。我问她,什么是高质量的支出,她列出的答案是任何发展经济学家都会耳熟的:研究,教育,健康,乡村道路,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她说,“你要用钱铲除增长的障碍。”

以前,有一些东西被认为值得国家购买——假如这个国家有足够预算空间。现在,它们值得国家创造预算空间来购买。我请格奥尔基耶娃澄清一个要点:假如资金被花在正确的东西上,IMF是否愿意容忍赤字?“肯定愿意,”她答道,“是的。当然。”

炸薯球非常不错——酥脆,完美,是记忆中的味道。格奥尔基耶娃不敢吃太多,但如果你是个今晚要去Tonic的学生,我向你力荐:喝啤酒之前,先吃一份炸薯球“垫底”。

IMF不只是一个智库。它提供财务帮助,尽管其保守、严格受控的计算方式意味着,最可能需要帮助的国家总是最不可能得到帮助。我们见面后不到一周,IMF发布了其年度报告的部分章节,敦促富裕国家借债用于高质量支出。但这为世界其他国家——那些不像美国、欧洲或日本一样容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国家——留下一个未决的问题。

“IMF需要有一个大‘火箭筒’,”她指的是分布在IMF多项贷款计划中的1万亿美元资金总额。“1万亿,”她说,“不是零星小钱。1万亿。”

从明年开始,这些资金的40%将会进入IMF的新借款安排(NAB),一个被她形容为“富国帮助穷国”的计划——即富国向穷国放贷。她在IMF上任后,首要工作重点就是将新借款安排扩大并翻倍,相关协议已在1月签署。她最近在提醒成员国,她将会要求动用该计划。“可能数月之内就会激活,也就是在年底之前。所以人们需要提前知晓。”

然而,格奥尔基耶娃相信,IMF可以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另一根“胡萝卜”:提升已有支出的质量,专注于生产率,就有机会成为她所称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候选者——如果你未来遇到麻烦,另一个国家也许会借助总计11万亿美元的全球央行储备金来直接帮助你。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鼓励更多国家觉得自己有责任扶助邻国,这个想法也许太乐观。然而,看看格奥尔基耶娃本人在大型国际组织内的生存能力——短暂代理世行行长职务,曾担任欧盟专员——就不可能认为她幼稚。

她说,当她在1990年代开始担任世行经济学家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加快在东欧和前苏联淘汰含铅汽油。“现在……欧洲的孩子更聪明了,因为铅肯定会影响你的智商,因为世行聘用了我,而我可以做这项工作。”她说,“我们常犯的错误是,试图应对反对者,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赋权和激励那些积极变化的行为者,干脆”——她笑着思考措辞——“不理会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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