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纽约的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曾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身为乐观主义者的他,如今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创作机会。



 |  利奥•刘易斯

OR--商业新媒体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这段话原本应该是我在肯尼迪国际机场(JFK)的候机大厅里写的,脚下放着一袋令人失望的礼物,飞往东京的14小时航班随时开始登机,笔记本电脑里还播放着前一天来自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的音乐。

我原本会提前抵达纽约西村(West Village,位于曼哈顿区格林尼治村的西部——译者注)的Té Company抢占一个桌位。《纽约客》(New Yorker)形容这个茶室是该市最激动人心的用餐地点之一。这个场所非常适合采访这样一位人物:他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伟大贡献是通过开创性的电子流行音乐向世界展示,日本不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大国,还是一个酷炫的蜂巢。坂本龙一作为音乐家的实力在于能够在各种影响、乐器和技术之间转换,而且每一次都让他成为高超的创新者。正是这种实力让他既能创作出早期的嘻哈音乐,也能写出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在我的想象中,这位音乐家、词曲作者、艺人、制作人和活动人士会准确无误且不可避免地比我早到15分钟。我会发现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桌上放着一杯乌龙茶,或许一部新作品的灵感正在脑海中浮现。10美元一壶的茶水的热汽在他的名牌眼镜上冷凝成霜。 Té Company的麻辣花生、烩猪肉和招牌凤梨饼名不虚传。账单不会让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销部门为难。往返日本的航班会被记录为一次完全正常的商务旅行。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很美好。“但是,”现实中的坂本龙一轻声说道,“计划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几年前曾与癌症不期而遇的他,语气中苦乐参半。

他说得对。当今世界的无数计划——从餐厅预订,到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从地缘政治峰会到东京奥运会(Tokyo Olympics)——遭到全球性的、大规模的破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的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

当我与坂本龙一通过Skype连线时,这位音乐天才已经好几周没有出门了,他曾为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创作令人难忘的配乐,并在那部电影中与大卫•鲍伊(David Bowie)惊世一吻,他还为电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配乐,并因《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获得奥斯卡(Oscar)最佳原创音乐奖。他和伴侣一起在曼哈顿自我隔离;而我在紧急状态下的东京(坂本的出生地),桌上放着一盒从超市购买的寿司。我们都去不了任何地方。“而这些,”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把一小杯橙汁、一瓶水和一杯咖啡放拿到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前说,“就是我与英国《金融时报》共进的午餐。”

坂本龙一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穿着为黑灰两色,在接受访谈期间,他好像刚刚关上一扇门,把一些精彩的恶作剧留在了门外面。他对新冠疫情给音乐家和现场音乐造成的损害感到惋惜,并哀叹疫情减少了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了创作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创作者和音乐家会获得比平时更多的独特创意,”他表示。他认为,对于某一类艺术家,正常生活的打破是一种意外刺激。“创作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想创作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必须打破我现在拥有的,打破我现在的想法以及我通常会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刺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行在封锁期间向他推荐了一些项目,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新冠疫情刺激了一些在疫情爆发之前的繁忙日程表上不可能出现的联系或重新联系。“重新联系……”他停顿了几秒钟,显然决定不透露他可能在与一位以前的合作者合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他承认,事实是,作为一位永远忙碌的作曲家,他本来就不常出门。坂本龙一每天的基本规律(他所说的基本的“开关”切换:从他工作的工作室,到他“让大脑清醒一下”的沙发)只是部分发生了变化。

其实,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就在工作室,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设置了一个纽约天际线的数字背景进行遮挡。坂本说,他可以换一个传统的榻榻米房间作为数字背景,但他近50年来一直是合成器流行乐、电子音乐、氛围浩室舞曲和赛博朋克音乐的先驱,所以这让我们都觉得不合适。

—————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巨大创伤时刻的影响,COVID-19只是最近的一个。多年来,坂本一直主要住在纽约,2001年9月11日也住在那里。在恐怖袭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无法听任何音乐。他说:“我太紧张了。”

10年后,坂本访问东京时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当时,东北地区(Tohoku)的地震和海啸侵袭日本东海岸,造成近2万人死亡,并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果促使他投身反核活动——使一个广受喜爱的前卫抒情诗人成为政府及其工业根基的坚定批评者。

他说,现在,COVID-19疫情第三次引起了同样的恐惧——渐渐产生的危机感以及对回应失败的意识。例如,他在揣测,日本不愿进行大规模检测,是不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淡化严重性,以保护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而他心里明白,在日本,这样的行动主义往往是徒劳的。

“这是日本人最终表达愤怒的合适时机。有这么多人担忧安全和保障。这么多日本人感到焦虑和愤怒。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愿表达愤怒。较年轻的人群实际上更加保守。这其实非常令人悲哀。”

坂本在日本国内被视为国宝,但一直从远处观察日本,我们又谈到,他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性格中某些陈腐方面的。具体而言,我们讨论了在日本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并且延伸至日本整个创意产业的臭名昭著的长时间工作和加班文化。他表示强烈同意。

“大约35年前,我遇到了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巴鲁(Pierre Barouh)。当时,他告诉我他要……去巴西3个月写歌词。”坂本说,他笑得太厉害,一时说不下去,“……就为了写三、四行歌词。去巴西!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每天要赶四、五个场子,从一个工作室到另一个工作室,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午夜。我这样做了30年,直到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口咽)癌才停止。到某个地方去寻找写歌词的灵感,那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坂本仍然沉浸于既开心又兴奋的情绪,这时我问起他关于“物造”(monozukuri)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物件制造”,被用于形容贯穿索尼(Sony)随身听、丰田(Toyota)皮卡和漆器首饰盒的共同DNA,经常被吹捧为日本国民性的杰出品质。我问,他的音乐创作——如此多样但又有如此独特的坂本风格——是否可以被称为“物造”?

他厌恶这个词,而他的愤怒很说明问题。“真正的创造力是破坏性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必须打破常规才能创造新的事物。‘物造’只是在完善现有思维。真正的创造力是创造全新的东西。革命性的东西,破坏性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回忆起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漫步伦敦英皇道(King’s Road)的经历。坂本凑近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略微有点像在说悄悄话,但让他的脸在我的屏幕上短暂呈现鱼缸效果。这是午餐期间他偏离正襟危坐姿势的唯一时刻。

那一次,坂本在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9岁左右的光头小孩。“他太野了。有着奇怪的眼睛,还抽着烟。这太给人以灵感了。令人震惊,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我从没在日本见过这样的孩子。风格、表情和态度都不同:这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冲击。我在音乐中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和暴力质感,我很喜欢。”

—————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坂本是日本某个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记得他是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创始成员之一、谱写过《拉各斯骚乱》(Riot in Lagos)等歌曲的那一代人。为了准备我的虚拟午餐,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YouTube上搜索他在上世纪80年代演唱会的现场表演。在那些表演中,坂本及其同伴们的美学、活力和声音,感觉就像是处于高速增长、泡沫时期的日本的完美象征。他承认,近年来,他一直试图与自己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拉开距离——人们感觉,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屈从于观众无休止的索求,反复表演他最喜爱的音乐。

但我触到了一个软肋。坂本承认,在他们疯狂的放纵和近乎刻意的陌生感中,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好玩的。他说:“那时,东京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时尚。音乐。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个时期。有时候。”

他补充称,这只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任何给定时间,世界上的某个城市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它们是席卷全球的创意浪潮的缔造者,同时吸纳了最卓越的人才。但是随后,周期会转向下一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它们都有自己的辉煌时刻。他得出结论说:“有创意的怪人总是聚集在金钱的中心。”此言一反常态地用惟利是图的语气结束了这个话题。

除了在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创作的作品,坂本还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制作——40年的作曲生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格莱美奖(Grammy)、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其他奖项,但他也参与了一些低成本日本烂片的制作。其中之一是1991年臭名昭著的电影《堕落东京》(Tokyo Decadence),这是一部色情惊悚片,讲述的是一个被虐待的妓女的故事,由于剧情过于堕落而在好几个国家被禁。我对他说,开场的画面就像是在我从家里到英国《金融时报》办公室的通勤路线上拍摄的。但开场配乐出自坂本之手,其水平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我们一致认为,这部电影与近年的作品——包括2015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荒野猎人》(The Revenant)——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转变是有意识的。他说,在职业生涯早期,年轻而更自私的坂本创作电影配乐是为了自己。他不在乎电影本身,所以即便电影很糟糕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电影越糟糕,他的名字就越能脱颖而出,而他将此视为谱写杰出音乐的动力。

“但是,大约10到15年以前,我的想法有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我对电影的在意程度远超我自己的配乐。我希望奉献我自己和我的音乐,让电影变得更好。所以,举个例子,在《荒野猎人》中,我不希望我的音乐淹没一切。我希望它隐藏在对白声音和电影的纹理之中。”他表示,并指出他对于重新创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那种颂歌式的主题音乐不那么感兴趣了,“年轻一些的导演会找我创作类似的东西。我现在能做,但我并不真正愿意创作这种非常宏大的戏剧性音乐。”

—————

几分钟后,当我们快要结束午餐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唱起了歌。或者说,是哼起了歌。出于我们两人都不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转向可以说是他最杰出的流行作品——1978年的歌曲《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听起来这首歌就像是为了新冠时期而作。这首歌最初由坂本用英语演唱,它在日本走红,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最终被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等3名西方艺术家翻唱。

关于这首歌的著名轶事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注意到它,并重填歌词,如果不是因为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存在版权纷争的话,本来还会将它收入史上最畅销专辑《颤栗》(Thriller)。当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坂本哼起了《面具背后》极具标志性的连复段中的一小节。他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首歌吸引西方人……它有一点摇滚的精髓,和声、乐句、节奏,某种组合。对我来说,这完全非同寻常。”

如果它成功被收入《颤栗》专辑会怎么样?“那将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会在35岁退休,住在某个希腊小岛上。”

这没有发生。那么,坂本现在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们从充满活力、没有新冠疫情的上世纪80年代带回了曼哈顿和封锁措施之下的世界。他的音乐将会聚焦于“不完整”的概念——他说,对于一个曾经接近死亡、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面对死亡的人而言,这是个合适的概念。

“这是还没有结束的音乐。所以,对于我而言,不完整就是每时每刻不断寻找新东西。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我们不知将要前往何方的时代,所以全世界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也许这听起来像佛家思想。我喜欢这种说法。”他说道,目光中又闪烁着顽皮的光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分享到:

与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20-10-09 08:14
旅居纽约的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曾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身为乐观主义者的他,如今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创作机会。



 |  利奥•刘易斯

OR--商业新媒体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这段话原本应该是我在肯尼迪国际机场(JFK)的候机大厅里写的,脚下放着一袋令人失望的礼物,飞往东京的14小时航班随时开始登机,笔记本电脑里还播放着前一天来自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的音乐。

我原本会提前抵达纽约西村(West Village,位于曼哈顿区格林尼治村的西部——译者注)的Té Company抢占一个桌位。《纽约客》(New Yorker)形容这个茶室是该市最激动人心的用餐地点之一。这个场所非常适合采访这样一位人物:他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伟大贡献是通过开创性的电子流行音乐向世界展示,日本不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大国,还是一个酷炫的蜂巢。坂本龙一作为音乐家的实力在于能够在各种影响、乐器和技术之间转换,而且每一次都让他成为高超的创新者。正是这种实力让他既能创作出早期的嘻哈音乐,也能写出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在我的想象中,这位音乐家、词曲作者、艺人、制作人和活动人士会准确无误且不可避免地比我早到15分钟。我会发现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桌上放着一杯乌龙茶,或许一部新作品的灵感正在脑海中浮现。10美元一壶的茶水的热汽在他的名牌眼镜上冷凝成霜。 Té Company的麻辣花生、烩猪肉和招牌凤梨饼名不虚传。账单不会让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销部门为难。往返日本的航班会被记录为一次完全正常的商务旅行。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很美好。“但是,”现实中的坂本龙一轻声说道,“计划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几年前曾与癌症不期而遇的他,语气中苦乐参半。

他说得对。当今世界的无数计划——从餐厅预订,到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从地缘政治峰会到东京奥运会(Tokyo Olympics)——遭到全球性的、大规模的破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的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

当我与坂本龙一通过Skype连线时,这位音乐天才已经好几周没有出门了,他曾为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创作令人难忘的配乐,并在那部电影中与大卫•鲍伊(David Bowie)惊世一吻,他还为电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配乐,并因《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获得奥斯卡(Oscar)最佳原创音乐奖。他和伴侣一起在曼哈顿自我隔离;而我在紧急状态下的东京(坂本的出生地),桌上放着一盒从超市购买的寿司。我们都去不了任何地方。“而这些,”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把一小杯橙汁、一瓶水和一杯咖啡放拿到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前说,“就是我与英国《金融时报》共进的午餐。”

坂本龙一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穿着为黑灰两色,在接受访谈期间,他好像刚刚关上一扇门,把一些精彩的恶作剧留在了门外面。他对新冠疫情给音乐家和现场音乐造成的损害感到惋惜,并哀叹疫情减少了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了创作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创作者和音乐家会获得比平时更多的独特创意,”他表示。他认为,对于某一类艺术家,正常生活的打破是一种意外刺激。“创作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想创作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必须打破我现在拥有的,打破我现在的想法以及我通常会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刺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行在封锁期间向他推荐了一些项目,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新冠疫情刺激了一些在疫情爆发之前的繁忙日程表上不可能出现的联系或重新联系。“重新联系……”他停顿了几秒钟,显然决定不透露他可能在与一位以前的合作者合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他承认,事实是,作为一位永远忙碌的作曲家,他本来就不常出门。坂本龙一每天的基本规律(他所说的基本的“开关”切换:从他工作的工作室,到他“让大脑清醒一下”的沙发)只是部分发生了变化。

其实,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就在工作室,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设置了一个纽约天际线的数字背景进行遮挡。坂本说,他可以换一个传统的榻榻米房间作为数字背景,但他近50年来一直是合成器流行乐、电子音乐、氛围浩室舞曲和赛博朋克音乐的先驱,所以这让我们都觉得不合适。

—————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巨大创伤时刻的影响,COVID-19只是最近的一个。多年来,坂本一直主要住在纽约,2001年9月11日也住在那里。在恐怖袭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无法听任何音乐。他说:“我太紧张了。”

10年后,坂本访问东京时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当时,东北地区(Tohoku)的地震和海啸侵袭日本东海岸,造成近2万人死亡,并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果促使他投身反核活动——使一个广受喜爱的前卫抒情诗人成为政府及其工业根基的坚定批评者。

他说,现在,COVID-19疫情第三次引起了同样的恐惧——渐渐产生的危机感以及对回应失败的意识。例如,他在揣测,日本不愿进行大规模检测,是不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淡化严重性,以保护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而他心里明白,在日本,这样的行动主义往往是徒劳的。

“这是日本人最终表达愤怒的合适时机。有这么多人担忧安全和保障。这么多日本人感到焦虑和愤怒。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愿表达愤怒。较年轻的人群实际上更加保守。这其实非常令人悲哀。”

坂本在日本国内被视为国宝,但一直从远处观察日本,我们又谈到,他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性格中某些陈腐方面的。具体而言,我们讨论了在日本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并且延伸至日本整个创意产业的臭名昭著的长时间工作和加班文化。他表示强烈同意。

“大约35年前,我遇到了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巴鲁(Pierre Barouh)。当时,他告诉我他要……去巴西3个月写歌词。”坂本说,他笑得太厉害,一时说不下去,“……就为了写三、四行歌词。去巴西!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每天要赶四、五个场子,从一个工作室到另一个工作室,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午夜。我这样做了30年,直到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口咽)癌才停止。到某个地方去寻找写歌词的灵感,那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坂本仍然沉浸于既开心又兴奋的情绪,这时我问起他关于“物造”(monozukuri)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物件制造”,被用于形容贯穿索尼(Sony)随身听、丰田(Toyota)皮卡和漆器首饰盒的共同DNA,经常被吹捧为日本国民性的杰出品质。我问,他的音乐创作——如此多样但又有如此独特的坂本风格——是否可以被称为“物造”?

他厌恶这个词,而他的愤怒很说明问题。“真正的创造力是破坏性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必须打破常规才能创造新的事物。‘物造’只是在完善现有思维。真正的创造力是创造全新的东西。革命性的东西,破坏性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回忆起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漫步伦敦英皇道(King’s Road)的经历。坂本凑近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略微有点像在说悄悄话,但让他的脸在我的屏幕上短暂呈现鱼缸效果。这是午餐期间他偏离正襟危坐姿势的唯一时刻。

那一次,坂本在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9岁左右的光头小孩。“他太野了。有着奇怪的眼睛,还抽着烟。这太给人以灵感了。令人震惊,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我从没在日本见过这样的孩子。风格、表情和态度都不同:这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冲击。我在音乐中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和暴力质感,我很喜欢。”

—————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坂本是日本某个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记得他是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创始成员之一、谱写过《拉各斯骚乱》(Riot in Lagos)等歌曲的那一代人。为了准备我的虚拟午餐,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YouTube上搜索他在上世纪80年代演唱会的现场表演。在那些表演中,坂本及其同伴们的美学、活力和声音,感觉就像是处于高速增长、泡沫时期的日本的完美象征。他承认,近年来,他一直试图与自己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拉开距离——人们感觉,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屈从于观众无休止的索求,反复表演他最喜爱的音乐。

但我触到了一个软肋。坂本承认,在他们疯狂的放纵和近乎刻意的陌生感中,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好玩的。他说:“那时,东京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时尚。音乐。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个时期。有时候。”

他补充称,这只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任何给定时间,世界上的某个城市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它们是席卷全球的创意浪潮的缔造者,同时吸纳了最卓越的人才。但是随后,周期会转向下一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它们都有自己的辉煌时刻。他得出结论说:“有创意的怪人总是聚集在金钱的中心。”此言一反常态地用惟利是图的语气结束了这个话题。

除了在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创作的作品,坂本还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制作——40年的作曲生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格莱美奖(Grammy)、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其他奖项,但他也参与了一些低成本日本烂片的制作。其中之一是1991年臭名昭著的电影《堕落东京》(Tokyo Decadence),这是一部色情惊悚片,讲述的是一个被虐待的妓女的故事,由于剧情过于堕落而在好几个国家被禁。我对他说,开场的画面就像是在我从家里到英国《金融时报》办公室的通勤路线上拍摄的。但开场配乐出自坂本之手,其水平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我们一致认为,这部电影与近年的作品——包括2015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荒野猎人》(The Revenant)——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转变是有意识的。他说,在职业生涯早期,年轻而更自私的坂本创作电影配乐是为了自己。他不在乎电影本身,所以即便电影很糟糕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电影越糟糕,他的名字就越能脱颖而出,而他将此视为谱写杰出音乐的动力。

“但是,大约10到15年以前,我的想法有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我对电影的在意程度远超我自己的配乐。我希望奉献我自己和我的音乐,让电影变得更好。所以,举个例子,在《荒野猎人》中,我不希望我的音乐淹没一切。我希望它隐藏在对白声音和电影的纹理之中。”他表示,并指出他对于重新创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那种颂歌式的主题音乐不那么感兴趣了,“年轻一些的导演会找我创作类似的东西。我现在能做,但我并不真正愿意创作这种非常宏大的戏剧性音乐。”

—————

几分钟后,当我们快要结束午餐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唱起了歌。或者说,是哼起了歌。出于我们两人都不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转向可以说是他最杰出的流行作品——1978年的歌曲《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听起来这首歌就像是为了新冠时期而作。这首歌最初由坂本用英语演唱,它在日本走红,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最终被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等3名西方艺术家翻唱。

关于这首歌的著名轶事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注意到它,并重填歌词,如果不是因为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存在版权纷争的话,本来还会将它收入史上最畅销专辑《颤栗》(Thriller)。当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坂本哼起了《面具背后》极具标志性的连复段中的一小节。他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首歌吸引西方人……它有一点摇滚的精髓,和声、乐句、节奏,某种组合。对我来说,这完全非同寻常。”

如果它成功被收入《颤栗》专辑会怎么样?“那将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会在35岁退休,住在某个希腊小岛上。”

这没有发生。那么,坂本现在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们从充满活力、没有新冠疫情的上世纪80年代带回了曼哈顿和封锁措施之下的世界。他的音乐将会聚焦于“不完整”的概念——他说,对于一个曾经接近死亡、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面对死亡的人而言,这是个合适的概念。

“这是还没有结束的音乐。所以,对于我而言,不完整就是每时每刻不断寻找新东西。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我们不知将要前往何方的时代,所以全世界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也许这听起来像佛家思想。我喜欢这种说法。”他说道,目光中又闪烁着顽皮的光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旅居纽约的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曾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身为乐观主义者的他,如今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创作机会。



 |  利奥•刘易斯

OR--商业新媒体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这段话原本应该是我在肯尼迪国际机场(JFK)的候机大厅里写的,脚下放着一袋令人失望的礼物,飞往东京的14小时航班随时开始登机,笔记本电脑里还播放着前一天来自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的音乐。

我原本会提前抵达纽约西村(West Village,位于曼哈顿区格林尼治村的西部——译者注)的Té Company抢占一个桌位。《纽约客》(New Yorker)形容这个茶室是该市最激动人心的用餐地点之一。这个场所非常适合采访这样一位人物:他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伟大贡献是通过开创性的电子流行音乐向世界展示,日本不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大国,还是一个酷炫的蜂巢。坂本龙一作为音乐家的实力在于能够在各种影响、乐器和技术之间转换,而且每一次都让他成为高超的创新者。正是这种实力让他既能创作出早期的嘻哈音乐,也能写出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在我的想象中,这位音乐家、词曲作者、艺人、制作人和活动人士会准确无误且不可避免地比我早到15分钟。我会发现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桌上放着一杯乌龙茶,或许一部新作品的灵感正在脑海中浮现。10美元一壶的茶水的热汽在他的名牌眼镜上冷凝成霜。 Té Company的麻辣花生、烩猪肉和招牌凤梨饼名不虚传。账单不会让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销部门为难。往返日本的航班会被记录为一次完全正常的商务旅行。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很美好。“但是,”现实中的坂本龙一轻声说道,“计划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几年前曾与癌症不期而遇的他,语气中苦乐参半。

他说得对。当今世界的无数计划——从餐厅预订,到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从地缘政治峰会到东京奥运会(Tokyo Olympics)——遭到全球性的、大规模的破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的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

当我与坂本龙一通过Skype连线时,这位音乐天才已经好几周没有出门了,他曾为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创作令人难忘的配乐,并在那部电影中与大卫•鲍伊(David Bowie)惊世一吻,他还为电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配乐,并因《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获得奥斯卡(Oscar)最佳原创音乐奖。他和伴侣一起在曼哈顿自我隔离;而我在紧急状态下的东京(坂本的出生地),桌上放着一盒从超市购买的寿司。我们都去不了任何地方。“而这些,”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把一小杯橙汁、一瓶水和一杯咖啡放拿到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前说,“就是我与英国《金融时报》共进的午餐。”

坂本龙一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穿着为黑灰两色,在接受访谈期间,他好像刚刚关上一扇门,把一些精彩的恶作剧留在了门外面。他对新冠疫情给音乐家和现场音乐造成的损害感到惋惜,并哀叹疫情减少了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了创作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创作者和音乐家会获得比平时更多的独特创意,”他表示。他认为,对于某一类艺术家,正常生活的打破是一种意外刺激。“创作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想创作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必须打破我现在拥有的,打破我现在的想法以及我通常会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刺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行在封锁期间向他推荐了一些项目,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新冠疫情刺激了一些在疫情爆发之前的繁忙日程表上不可能出现的联系或重新联系。“重新联系……”他停顿了几秒钟,显然决定不透露他可能在与一位以前的合作者合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他承认,事实是,作为一位永远忙碌的作曲家,他本来就不常出门。坂本龙一每天的基本规律(他所说的基本的“开关”切换:从他工作的工作室,到他“让大脑清醒一下”的沙发)只是部分发生了变化。

其实,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就在工作室,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设置了一个纽约天际线的数字背景进行遮挡。坂本说,他可以换一个传统的榻榻米房间作为数字背景,但他近50年来一直是合成器流行乐、电子音乐、氛围浩室舞曲和赛博朋克音乐的先驱,所以这让我们都觉得不合适。

—————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巨大创伤时刻的影响,COVID-19只是最近的一个。多年来,坂本一直主要住在纽约,2001年9月11日也住在那里。在恐怖袭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无法听任何音乐。他说:“我太紧张了。”

10年后,坂本访问东京时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当时,东北地区(Tohoku)的地震和海啸侵袭日本东海岸,造成近2万人死亡,并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果促使他投身反核活动——使一个广受喜爱的前卫抒情诗人成为政府及其工业根基的坚定批评者。

他说,现在,COVID-19疫情第三次引起了同样的恐惧——渐渐产生的危机感以及对回应失败的意识。例如,他在揣测,日本不愿进行大规模检测,是不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淡化严重性,以保护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而他心里明白,在日本,这样的行动主义往往是徒劳的。

“这是日本人最终表达愤怒的合适时机。有这么多人担忧安全和保障。这么多日本人感到焦虑和愤怒。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愿表达愤怒。较年轻的人群实际上更加保守。这其实非常令人悲哀。”

坂本在日本国内被视为国宝,但一直从远处观察日本,我们又谈到,他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性格中某些陈腐方面的。具体而言,我们讨论了在日本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并且延伸至日本整个创意产业的臭名昭著的长时间工作和加班文化。他表示强烈同意。

“大约35年前,我遇到了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巴鲁(Pierre Barouh)。当时,他告诉我他要……去巴西3个月写歌词。”坂本说,他笑得太厉害,一时说不下去,“……就为了写三、四行歌词。去巴西!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每天要赶四、五个场子,从一个工作室到另一个工作室,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午夜。我这样做了30年,直到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口咽)癌才停止。到某个地方去寻找写歌词的灵感,那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坂本仍然沉浸于既开心又兴奋的情绪,这时我问起他关于“物造”(monozukuri)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物件制造”,被用于形容贯穿索尼(Sony)随身听、丰田(Toyota)皮卡和漆器首饰盒的共同DNA,经常被吹捧为日本国民性的杰出品质。我问,他的音乐创作——如此多样但又有如此独特的坂本风格——是否可以被称为“物造”?

他厌恶这个词,而他的愤怒很说明问题。“真正的创造力是破坏性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必须打破常规才能创造新的事物。‘物造’只是在完善现有思维。真正的创造力是创造全新的东西。革命性的东西,破坏性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回忆起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漫步伦敦英皇道(King’s Road)的经历。坂本凑近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略微有点像在说悄悄话,但让他的脸在我的屏幕上短暂呈现鱼缸效果。这是午餐期间他偏离正襟危坐姿势的唯一时刻。

那一次,坂本在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9岁左右的光头小孩。“他太野了。有着奇怪的眼睛,还抽着烟。这太给人以灵感了。令人震惊,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我从没在日本见过这样的孩子。风格、表情和态度都不同:这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冲击。我在音乐中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和暴力质感,我很喜欢。”

—————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坂本是日本某个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记得他是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创始成员之一、谱写过《拉各斯骚乱》(Riot in Lagos)等歌曲的那一代人。为了准备我的虚拟午餐,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YouTube上搜索他在上世纪80年代演唱会的现场表演。在那些表演中,坂本及其同伴们的美学、活力和声音,感觉就像是处于高速增长、泡沫时期的日本的完美象征。他承认,近年来,他一直试图与自己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拉开距离——人们感觉,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屈从于观众无休止的索求,反复表演他最喜爱的音乐。

但我触到了一个软肋。坂本承认,在他们疯狂的放纵和近乎刻意的陌生感中,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好玩的。他说:“那时,东京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时尚。音乐。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个时期。有时候。”

他补充称,这只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任何给定时间,世界上的某个城市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它们是席卷全球的创意浪潮的缔造者,同时吸纳了最卓越的人才。但是随后,周期会转向下一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它们都有自己的辉煌时刻。他得出结论说:“有创意的怪人总是聚集在金钱的中心。”此言一反常态地用惟利是图的语气结束了这个话题。

除了在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创作的作品,坂本还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制作——40年的作曲生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格莱美奖(Grammy)、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其他奖项,但他也参与了一些低成本日本烂片的制作。其中之一是1991年臭名昭著的电影《堕落东京》(Tokyo Decadence),这是一部色情惊悚片,讲述的是一个被虐待的妓女的故事,由于剧情过于堕落而在好几个国家被禁。我对他说,开场的画面就像是在我从家里到英国《金融时报》办公室的通勤路线上拍摄的。但开场配乐出自坂本之手,其水平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我们一致认为,这部电影与近年的作品——包括2015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荒野猎人》(The Revenant)——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转变是有意识的。他说,在职业生涯早期,年轻而更自私的坂本创作电影配乐是为了自己。他不在乎电影本身,所以即便电影很糟糕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电影越糟糕,他的名字就越能脱颖而出,而他将此视为谱写杰出音乐的动力。

“但是,大约10到15年以前,我的想法有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我对电影的在意程度远超我自己的配乐。我希望奉献我自己和我的音乐,让电影变得更好。所以,举个例子,在《荒野猎人》中,我不希望我的音乐淹没一切。我希望它隐藏在对白声音和电影的纹理之中。”他表示,并指出他对于重新创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那种颂歌式的主题音乐不那么感兴趣了,“年轻一些的导演会找我创作类似的东西。我现在能做,但我并不真正愿意创作这种非常宏大的戏剧性音乐。”

—————

几分钟后,当我们快要结束午餐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唱起了歌。或者说,是哼起了歌。出于我们两人都不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转向可以说是他最杰出的流行作品——1978年的歌曲《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听起来这首歌就像是为了新冠时期而作。这首歌最初由坂本用英语演唱,它在日本走红,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最终被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等3名西方艺术家翻唱。

关于这首歌的著名轶事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注意到它,并重填歌词,如果不是因为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存在版权纷争的话,本来还会将它收入史上最畅销专辑《颤栗》(Thriller)。当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坂本哼起了《面具背后》极具标志性的连复段中的一小节。他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首歌吸引西方人……它有一点摇滚的精髓,和声、乐句、节奏,某种组合。对我来说,这完全非同寻常。”

如果它成功被收入《颤栗》专辑会怎么样?“那将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会在35岁退休,住在某个希腊小岛上。”

这没有发生。那么,坂本现在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们从充满活力、没有新冠疫情的上世纪80年代带回了曼哈顿和封锁措施之下的世界。他的音乐将会聚焦于“不完整”的概念——他说,对于一个曾经接近死亡、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面对死亡的人而言,这是个合适的概念。

“这是还没有结束的音乐。所以,对于我而言,不完整就是每时每刻不断寻找新东西。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我们不知将要前往何方的时代,所以全世界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也许这听起来像佛家思想。我喜欢这种说法。”他说道,目光中又闪烁着顽皮的光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最新资讯
OR


分享到:

与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20-10-09 08:14
旅居纽约的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曾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身为乐观主义者的他,如今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创作机会。



 |  利奥•刘易斯

OR--商业新媒体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这段话原本应该是我在肯尼迪国际机场(JFK)的候机大厅里写的,脚下放着一袋令人失望的礼物,飞往东京的14小时航班随时开始登机,笔记本电脑里还播放着前一天来自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的音乐。

我原本会提前抵达纽约西村(West Village,位于曼哈顿区格林尼治村的西部——译者注)的Té Company抢占一个桌位。《纽约客》(New Yorker)形容这个茶室是该市最激动人心的用餐地点之一。这个场所非常适合采访这样一位人物:他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伟大贡献是通过开创性的电子流行音乐向世界展示,日本不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大国,还是一个酷炫的蜂巢。坂本龙一作为音乐家的实力在于能够在各种影响、乐器和技术之间转换,而且每一次都让他成为高超的创新者。正是这种实力让他既能创作出早期的嘻哈音乐,也能写出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在我的想象中,这位音乐家、词曲作者、艺人、制作人和活动人士会准确无误且不可避免地比我早到15分钟。我会发现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桌上放着一杯乌龙茶,或许一部新作品的灵感正在脑海中浮现。10美元一壶的茶水的热汽在他的名牌眼镜上冷凝成霜。 Té Company的麻辣花生、烩猪肉和招牌凤梨饼名不虚传。账单不会让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销部门为难。往返日本的航班会被记录为一次完全正常的商务旅行。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很美好。“但是,”现实中的坂本龙一轻声说道,“计划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几年前曾与癌症不期而遇的他,语气中苦乐参半。

他说得对。当今世界的无数计划——从餐厅预订,到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从地缘政治峰会到东京奥运会(Tokyo Olympics)——遭到全球性的、大规模的破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的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

当我与坂本龙一通过Skype连线时,这位音乐天才已经好几周没有出门了,他曾为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创作令人难忘的配乐,并在那部电影中与大卫•鲍伊(David Bowie)惊世一吻,他还为电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配乐,并因《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获得奥斯卡(Oscar)最佳原创音乐奖。他和伴侣一起在曼哈顿自我隔离;而我在紧急状态下的东京(坂本的出生地),桌上放着一盒从超市购买的寿司。我们都去不了任何地方。“而这些,”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把一小杯橙汁、一瓶水和一杯咖啡放拿到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前说,“就是我与英国《金融时报》共进的午餐。”

坂本龙一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穿着为黑灰两色,在接受访谈期间,他好像刚刚关上一扇门,把一些精彩的恶作剧留在了门外面。他对新冠疫情给音乐家和现场音乐造成的损害感到惋惜,并哀叹疫情减少了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了创作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创作者和音乐家会获得比平时更多的独特创意,”他表示。他认为,对于某一类艺术家,正常生活的打破是一种意外刺激。“创作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想创作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必须打破我现在拥有的,打破我现在的想法以及我通常会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刺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行在封锁期间向他推荐了一些项目,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新冠疫情刺激了一些在疫情爆发之前的繁忙日程表上不可能出现的联系或重新联系。“重新联系……”他停顿了几秒钟,显然决定不透露他可能在与一位以前的合作者合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他承认,事实是,作为一位永远忙碌的作曲家,他本来就不常出门。坂本龙一每天的基本规律(他所说的基本的“开关”切换:从他工作的工作室,到他“让大脑清醒一下”的沙发)只是部分发生了变化。

其实,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就在工作室,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设置了一个纽约天际线的数字背景进行遮挡。坂本说,他可以换一个传统的榻榻米房间作为数字背景,但他近50年来一直是合成器流行乐、电子音乐、氛围浩室舞曲和赛博朋克音乐的先驱,所以这让我们都觉得不合适。

—————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巨大创伤时刻的影响,COVID-19只是最近的一个。多年来,坂本一直主要住在纽约,2001年9月11日也住在那里。在恐怖袭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无法听任何音乐。他说:“我太紧张了。”

10年后,坂本访问东京时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当时,东北地区(Tohoku)的地震和海啸侵袭日本东海岸,造成近2万人死亡,并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果促使他投身反核活动——使一个广受喜爱的前卫抒情诗人成为政府及其工业根基的坚定批评者。

他说,现在,COVID-19疫情第三次引起了同样的恐惧——渐渐产生的危机感以及对回应失败的意识。例如,他在揣测,日本不愿进行大规模检测,是不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淡化严重性,以保护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而他心里明白,在日本,这样的行动主义往往是徒劳的。

“这是日本人最终表达愤怒的合适时机。有这么多人担忧安全和保障。这么多日本人感到焦虑和愤怒。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愿表达愤怒。较年轻的人群实际上更加保守。这其实非常令人悲哀。”

坂本在日本国内被视为国宝,但一直从远处观察日本,我们又谈到,他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性格中某些陈腐方面的。具体而言,我们讨论了在日本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并且延伸至日本整个创意产业的臭名昭著的长时间工作和加班文化。他表示强烈同意。

“大约35年前,我遇到了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巴鲁(Pierre Barouh)。当时,他告诉我他要……去巴西3个月写歌词。”坂本说,他笑得太厉害,一时说不下去,“……就为了写三、四行歌词。去巴西!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每天要赶四、五个场子,从一个工作室到另一个工作室,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午夜。我这样做了30年,直到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口咽)癌才停止。到某个地方去寻找写歌词的灵感,那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坂本仍然沉浸于既开心又兴奋的情绪,这时我问起他关于“物造”(monozukuri)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物件制造”,被用于形容贯穿索尼(Sony)随身听、丰田(Toyota)皮卡和漆器首饰盒的共同DNA,经常被吹捧为日本国民性的杰出品质。我问,他的音乐创作——如此多样但又有如此独特的坂本风格——是否可以被称为“物造”?

他厌恶这个词,而他的愤怒很说明问题。“真正的创造力是破坏性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必须打破常规才能创造新的事物。‘物造’只是在完善现有思维。真正的创造力是创造全新的东西。革命性的东西,破坏性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回忆起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漫步伦敦英皇道(King’s Road)的经历。坂本凑近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略微有点像在说悄悄话,但让他的脸在我的屏幕上短暂呈现鱼缸效果。这是午餐期间他偏离正襟危坐姿势的唯一时刻。

那一次,坂本在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9岁左右的光头小孩。“他太野了。有着奇怪的眼睛,还抽着烟。这太给人以灵感了。令人震惊,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我从没在日本见过这样的孩子。风格、表情和态度都不同:这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冲击。我在音乐中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和暴力质感,我很喜欢。”

—————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坂本是日本某个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记得他是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创始成员之一、谱写过《拉各斯骚乱》(Riot in Lagos)等歌曲的那一代人。为了准备我的虚拟午餐,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YouTube上搜索他在上世纪80年代演唱会的现场表演。在那些表演中,坂本及其同伴们的美学、活力和声音,感觉就像是处于高速增长、泡沫时期的日本的完美象征。他承认,近年来,他一直试图与自己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拉开距离——人们感觉,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屈从于观众无休止的索求,反复表演他最喜爱的音乐。

但我触到了一个软肋。坂本承认,在他们疯狂的放纵和近乎刻意的陌生感中,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好玩的。他说:“那时,东京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时尚。音乐。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个时期。有时候。”

他补充称,这只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任何给定时间,世界上的某个城市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它们是席卷全球的创意浪潮的缔造者,同时吸纳了最卓越的人才。但是随后,周期会转向下一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它们都有自己的辉煌时刻。他得出结论说:“有创意的怪人总是聚集在金钱的中心。”此言一反常态地用惟利是图的语气结束了这个话题。

除了在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创作的作品,坂本还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制作——40年的作曲生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格莱美奖(Grammy)、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其他奖项,但他也参与了一些低成本日本烂片的制作。其中之一是1991年臭名昭著的电影《堕落东京》(Tokyo Decadence),这是一部色情惊悚片,讲述的是一个被虐待的妓女的故事,由于剧情过于堕落而在好几个国家被禁。我对他说,开场的画面就像是在我从家里到英国《金融时报》办公室的通勤路线上拍摄的。但开场配乐出自坂本之手,其水平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我们一致认为,这部电影与近年的作品——包括2015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荒野猎人》(The Revenant)——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转变是有意识的。他说,在职业生涯早期,年轻而更自私的坂本创作电影配乐是为了自己。他不在乎电影本身,所以即便电影很糟糕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电影越糟糕,他的名字就越能脱颖而出,而他将此视为谱写杰出音乐的动力。

“但是,大约10到15年以前,我的想法有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我对电影的在意程度远超我自己的配乐。我希望奉献我自己和我的音乐,让电影变得更好。所以,举个例子,在《荒野猎人》中,我不希望我的音乐淹没一切。我希望它隐藏在对白声音和电影的纹理之中。”他表示,并指出他对于重新创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那种颂歌式的主题音乐不那么感兴趣了,“年轻一些的导演会找我创作类似的东西。我现在能做,但我并不真正愿意创作这种非常宏大的戏剧性音乐。”

—————

几分钟后,当我们快要结束午餐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唱起了歌。或者说,是哼起了歌。出于我们两人都不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转向可以说是他最杰出的流行作品——1978年的歌曲《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听起来这首歌就像是为了新冠时期而作。这首歌最初由坂本用英语演唱,它在日本走红,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最终被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等3名西方艺术家翻唱。

关于这首歌的著名轶事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注意到它,并重填歌词,如果不是因为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存在版权纷争的话,本来还会将它收入史上最畅销专辑《颤栗》(Thriller)。当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坂本哼起了《面具背后》极具标志性的连复段中的一小节。他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首歌吸引西方人……它有一点摇滚的精髓,和声、乐句、节奏,某种组合。对我来说,这完全非同寻常。”

如果它成功被收入《颤栗》专辑会怎么样?“那将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会在35岁退休,住在某个希腊小岛上。”

这没有发生。那么,坂本现在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们从充满活力、没有新冠疫情的上世纪80年代带回了曼哈顿和封锁措施之下的世界。他的音乐将会聚焦于“不完整”的概念——他说,对于一个曾经接近死亡、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面对死亡的人而言,这是个合适的概念。

“这是还没有结束的音乐。所以,对于我而言,不完整就是每时每刻不断寻找新东西。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我们不知将要前往何方的时代,所以全世界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也许这听起来像佛家思想。我喜欢这种说法。”他说道,目光中又闪烁着顽皮的光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旅居纽约的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曾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身为乐观主义者的他,如今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创作机会。



 |  利奥•刘易斯

OR--商业新媒体
在一个平行宇宙中,这段话原本应该是我在肯尼迪国际机场(JFK)的候机大厅里写的,脚下放着一袋令人失望的礼物,飞往东京的14小时航班随时开始登机,笔记本电脑里还播放着前一天来自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的音乐。

我原本会提前抵达纽约西村(West Village,位于曼哈顿区格林尼治村的西部——译者注)的Té Company抢占一个桌位。《纽约客》(New Yorker)形容这个茶室是该市最激动人心的用餐地点之一。这个场所非常适合采访这样一位人物:他对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伟大贡献是通过开创性的电子流行音乐向世界展示,日本不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大国,还是一个酷炫的蜂巢。坂本龙一作为音乐家的实力在于能够在各种影响、乐器和技术之间转换,而且每一次都让他成为高超的创新者。正是这种实力让他既能创作出早期的嘻哈音乐,也能写出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在我的想象中,这位音乐家、词曲作者、艺人、制作人和活动人士会准确无误且不可避免地比我早到15分钟。我会发现他坐在他最喜欢的角落里,桌上放着一杯乌龙茶,或许一部新作品的灵感正在脑海中浮现。10美元一壶的茶水的热汽在他的名牌眼镜上冷凝成霜。 Té Company的麻辣花生、烩猪肉和招牌凤梨饼名不虚传。账单不会让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销部门为难。往返日本的航班会被记录为一次完全正常的商务旅行。

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很美好。“但是,”现实中的坂本龙一轻声说道,“计划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几年前曾与癌症不期而遇的他,语气中苦乐参半。

他说得对。当今世界的无数计划——从餐厅预订,到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从地缘政治峰会到东京奥运会(Tokyo Olympics)——遭到全球性的、大规模的破坏,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的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

当我与坂本龙一通过Skype连线时,这位音乐天才已经好几周没有出门了,他曾为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创作令人难忘的配乐,并在那部电影中与大卫•鲍伊(David Bowie)惊世一吻,他还为电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配乐,并因《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获得奥斯卡(Oscar)最佳原创音乐奖。他和伴侣一起在曼哈顿自我隔离;而我在紧急状态下的东京(坂本的出生地),桌上放着一盒从超市购买的寿司。我们都去不了任何地方。“而这些,”这位电子音乐大师把一小杯橙汁、一瓶水和一杯咖啡放拿到笔记本电脑摄像头前说,“就是我与英国《金融时报》共进的午餐。”

坂本龙一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的穿着为黑灰两色,在接受访谈期间,他好像刚刚关上一扇门,把一些精彩的恶作剧留在了门外面。他对新冠疫情给音乐家和现场音乐造成的损害感到惋惜,并哀叹疫情减少了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疫情的阴影中看到了创作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创作者和音乐家会获得比平时更多的独特创意,”他表示。他认为,对于某一类艺术家,正常生活的打破是一种意外刺激。“创作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想创作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必须打破我现在拥有的,打破我现在的想法以及我通常会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刺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同行在封锁期间向他推荐了一些项目,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新冠疫情刺激了一些在疫情爆发之前的繁忙日程表上不可能出现的联系或重新联系。“重新联系……”他停顿了几秒钟,显然决定不透露他可能在与一位以前的合作者合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他承认,事实是,作为一位永远忙碌的作曲家,他本来就不常出门。坂本龙一每天的基本规律(他所说的基本的“开关”切换:从他工作的工作室,到他“让大脑清醒一下”的沙发)只是部分发生了变化。

其实,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就在工作室,但他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设置了一个纽约天际线的数字背景进行遮挡。坂本说,他可以换一个传统的榻榻米房间作为数字背景,但他近50年来一直是合成器流行乐、电子音乐、氛围浩室舞曲和赛博朋克音乐的先驱,所以这让我们都觉得不合适。

—————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巨大创伤时刻的影响,COVID-19只是最近的一个。多年来,坂本一直主要住在纽约,2001年9月11日也住在那里。在恐怖袭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无法听任何音乐。他说:“我太紧张了。”

10年后,坂本访问东京时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当时,东北地区(Tohoku)的地震和海啸侵袭日本东海岸,造成近2万人死亡,并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果促使他投身反核活动——使一个广受喜爱的前卫抒情诗人成为政府及其工业根基的坚定批评者。

他说,现在,COVID-19疫情第三次引起了同样的恐惧——渐渐产生的危机感以及对回应失败的意识。例如,他在揣测,日本不愿进行大规模检测,是不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淡化严重性,以保护2020年东京奥运会?然而他心里明白,在日本,这样的行动主义往往是徒劳的。

“这是日本人最终表达愤怒的合适时机。有这么多人担忧安全和保障。这么多日本人感到焦虑和愤怒。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愿表达愤怒。较年轻的人群实际上更加保守。这其实非常令人悲哀。”

坂本在日本国内被视为国宝,但一直从远处观察日本,我们又谈到,他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性格中某些陈腐方面的。具体而言,我们讨论了在日本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并且延伸至日本整个创意产业的臭名昭著的长时间工作和加班文化。他表示强烈同意。

“大约35年前,我遇到了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巴鲁(Pierre Barouh)。当时,他告诉我他要……去巴西3个月写歌词。”坂本说,他笑得太厉害,一时说不下去,“……就为了写三、四行歌词。去巴西!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每天要赶四、五个场子,从一个工作室到另一个工作室,每天从中午工作到午夜。我这样做了30年,直到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口咽)癌才停止。到某个地方去寻找写歌词的灵感,那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坂本仍然沉浸于既开心又兴奋的情绪,这时我问起他关于“物造”(monozukuri)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物件制造”,被用于形容贯穿索尼(Sony)随身听、丰田(Toyota)皮卡和漆器首饰盒的共同DNA,经常被吹捧为日本国民性的杰出品质。我问,他的音乐创作——如此多样但又有如此独特的坂本风格——是否可以被称为“物造”?

他厌恶这个词,而他的愤怒很说明问题。“真正的创造力是破坏性的,”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必须打破常规才能创造新的事物。‘物造’只是在完善现有思维。真正的创造力是创造全新的东西。革命性的东西,破坏性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回忆起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漫步伦敦英皇道(King’s Road)的经历。坂本凑近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略微有点像在说悄悄话,但让他的脸在我的屏幕上短暂呈现鱼缸效果。这是午餐期间他偏离正襟危坐姿势的唯一时刻。

那一次,坂本在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9岁左右的光头小孩。“他太野了。有着奇怪的眼睛,还抽着烟。这太给人以灵感了。令人震惊,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我从没在日本见过这样的孩子。风格、表情和态度都不同:这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冲击。我在音乐中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和暴力质感,我很喜欢。”

—————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坂本是日本某个特定时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记得他是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创始成员之一、谱写过《拉各斯骚乱》(Riot in Lagos)等歌曲的那一代人。为了准备我的虚拟午餐,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YouTube上搜索他在上世纪80年代演唱会的现场表演。在那些表演中,坂本及其同伴们的美学、活力和声音,感觉就像是处于高速增长、泡沫时期的日本的完美象征。他承认,近年来,他一直试图与自己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拉开距离——人们感觉,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屈从于观众无休止的索求,反复表演他最喜爱的音乐。

但我触到了一个软肋。坂本承认,在他们疯狂的放纵和近乎刻意的陌生感中,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非常好玩的。他说:“那时,东京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时尚。音乐。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个时期。有时候。”

他补充称,这只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任何给定时间,世界上的某个城市处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它们是席卷全球的创意浪潮的缔造者,同时吸纳了最卓越的人才。但是随后,周期会转向下一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它们都有自己的辉煌时刻。他得出结论说:“有创意的怪人总是聚集在金钱的中心。”此言一反常态地用惟利是图的语气结束了这个话题。

除了在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创作的作品,坂本还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制作——40年的作曲生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格莱美奖(Grammy)、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其他奖项,但他也参与了一些低成本日本烂片的制作。其中之一是1991年臭名昭著的电影《堕落东京》(Tokyo Decadence),这是一部色情惊悚片,讲述的是一个被虐待的妓女的故事,由于剧情过于堕落而在好几个国家被禁。我对他说,开场的画面就像是在我从家里到英国《金融时报》办公室的通勤路线上拍摄的。但开场配乐出自坂本之手,其水平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我们一致认为,这部电影与近年的作品——包括2015年获得奥斯卡奖的《荒野猎人》(The Revenant)——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转变是有意识的。他说,在职业生涯早期,年轻而更自私的坂本创作电影配乐是为了自己。他不在乎电影本身,所以即便电影很糟糕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电影越糟糕,他的名字就越能脱颖而出,而他将此视为谱写杰出音乐的动力。

“但是,大约10到15年以前,我的想法有了180度大转弯。现在我对电影的在意程度远超我自己的配乐。我希望奉献我自己和我的音乐,让电影变得更好。所以,举个例子,在《荒野猎人》中,我不希望我的音乐淹没一切。我希望它隐藏在对白声音和电影的纹理之中。”他表示,并指出他对于重新创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那种颂歌式的主题音乐不那么感兴趣了,“年轻一些的导演会找我创作类似的东西。我现在能做,但我并不真正愿意创作这种非常宏大的戏剧性音乐。”

—————

几分钟后,当我们快要结束午餐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唱起了歌。或者说,是哼起了歌。出于我们两人都不清楚的原因,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转向可以说是他最杰出的流行作品——1978年的歌曲《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听起来这首歌就像是为了新冠时期而作。这首歌最初由坂本用英语演唱,它在日本走红,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最终被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等3名西方艺术家翻唱。

关于这首歌的著名轶事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注意到它,并重填歌词,如果不是因为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存在版权纷争的话,本来还会将它收入史上最畅销专辑《颤栗》(Thriller)。当我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坂本哼起了《面具背后》极具标志性的连复段中的一小节。他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首歌吸引西方人……它有一点摇滚的精髓,和声、乐句、节奏,某种组合。对我来说,这完全非同寻常。”

如果它成功被收入《颤栗》专辑会怎么样?“那将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会在35岁退休,住在某个希腊小岛上。”

这没有发生。那么,坂本现在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们从充满活力、没有新冠疫情的上世纪80年代带回了曼哈顿和封锁措施之下的世界。他的音乐将会聚焦于“不完整”的概念——他说,对于一个曾经接近死亡、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面对死亡的人而言,这是个合适的概念。

“这是还没有结束的音乐。所以,对于我而言,不完整就是每时每刻不断寻找新东西。而且,我们处在一个我们不知将要前往何方的时代,所以全世界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也许这听起来像佛家思想。我喜欢这种说法。”他说道,目光中又闪烁着顽皮的光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


热门排行榜
OR

热门排行榜
OR

关注我们
OR

OR | 商业新媒体

地址:中国成都市高新区天华路299号
  邮编:610041
 手机:18982085896     邮箱:info@or123.net
网址:or123.net
© The O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