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和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人的留学之路陡增曲折。80年代留学哈佛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坚信,世界不会永久隔绝,年轻人仍应打开心扉看世界。



 | 王昉

OR--商业新媒体 】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出国留学之路在骤然之间平添了曲折与未知。

在病毒还在持续蔓延、美国的一些大学与学科对中国学子关上大门,甚至连国人高度依赖的社交媒体也可能在国外遭到封禁之际,出国留学还有必要吗?如能去到国外,年轻人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向寰宇求知识”,又该以怎样的心态与外部世界沟通?

我们为此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研究生,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史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199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他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共产运动、比较现代化、国家竞争等,尤其对大学教育与人才流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深研究,最近的出版的书籍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访谈中,丁学良结合自己多年的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畅谈不同代际的中国留学生之比较,疫情为何让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变得更为重要,留学生如何才能走突破由语言、身份和社交媒体围成的小圈子,以及如何才是更理性的爱国。由于访谈较长,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往未见之地,向寰宇求知

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第二部分:在外留学,要跳出令你过于舒适的话语和圈子

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第三部分:爱国要理性,不要玻璃心

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第四部分:世界的封闭与倒退不会是永久的

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info@or12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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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越是世界剧变时,越要走出国门求知于寰宇

发布日期:2020-09-11 16:28
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和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人的留学之路陡增曲折。80年代留学哈佛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坚信,世界不会永久隔绝,年轻人仍应打开心扉看世界。



 | 王昉

OR--商业新媒体 】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出国留学之路在骤然之间平添了曲折与未知。

在病毒还在持续蔓延、美国的一些大学与学科对中国学子关上大门,甚至连国人高度依赖的社交媒体也可能在国外遭到封禁之际,出国留学还有必要吗?如能去到国外,年轻人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向寰宇求知识”,又该以怎样的心态与外部世界沟通?

我们为此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研究生,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史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199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他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共产运动、比较现代化、国家竞争等,尤其对大学教育与人才流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深研究,最近的出版的书籍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访谈中,丁学良结合自己多年的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畅谈不同代际的中国留学生之比较,疫情为何让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变得更为重要,留学生如何才能走突破由语言、身份和社交媒体围成的小圈子,以及如何才是更理性的爱国。由于访谈较长,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往未见之地,向寰宇求知

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第二部分:在外留学,要跳出令你过于舒适的话语和圈子

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第三部分:爱国要理性,不要玻璃心

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第四部分:世界的封闭与倒退不会是永久的

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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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交恶,让封锁、脱钩成为常态,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出国留学之路在骤然之间平添了曲折与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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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此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研究生,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史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199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他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共产运动、比较现代化、国家竞争等,尤其对大学教育与人才流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深研究,最近的出版的书籍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访谈中,丁学良结合自己多年的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畅谈不同代际的中国留学生之比较,疫情为何让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变得更为重要,留学生如何才能走突破由语言、身份和社交媒体围成的小圈子,以及如何才是更理性的爱国。由于访谈较长,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往未见之地,向寰宇求知

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第二部分:在外留学,要跳出令你过于舒适的话语和圈子

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第三部分:爱国要理性,不要玻璃心

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第四部分:世界的封闭与倒退不会是永久的

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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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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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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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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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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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此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出国留学生、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丁学良教授。丁教授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研究生,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史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1992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执教香港科技大学,并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他研究方向众多,包括共产运动、比较现代化、国家竞争等,尤其对大学教育与人才流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深研究,最近的出版的书籍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在访谈中,丁学良结合自己多年的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畅谈不同代际的中国留学生之比较,疫情为何让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变得更为重要,留学生如何才能走突破由语言、身份和社交媒体围成的小圈子,以及如何才是更理性的爱国。由于访谈较长,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往未见之地,向寰宇求知

四十年前走出国门的丁学良,在哈佛的课堂之外,还会去到美国的教堂、兵营、警察局、法庭和议会,抱持着谦恭而热忱的好奇心,寻求对自身认知的超越。四十年来,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的好奇心和心态的开放度似乎却并未随之增长。丁学良说,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向寰宇求知识”的刺激,今天的国人应当重拾这种精神。

第二部分:在外留学,要跳出令你过于舒适的话语和圈子

丁学良说,在他的留学时代,因为贫穷,中国留学生们喜欢抱团取暖。如今中国学子条件优渥,英文流利,原本有更大优势融入当地社会,但很多人照旧一起“窝”在密不透风的小圈子里。他分析了三个原因:因为有个中国胃,因为想说中国话,也因为受困于一种习惯了的、不愿被冒犯的话语和认知体系。

第三部分:爱国要理性,不要玻璃心

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诚挚朴素的爱国情感,如何不轻易蜕变为“玻璃心”?作为现代世界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于血统,抑或文化,还是公民权利?以理性爱国的心态,海外留学生可以如何与外国友人讨论这场疫情?

第四部分:世界的封闭与倒退不会是永久的

在丁学良看来,新冠疫情、中美关系造成的封闭与隔绝,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永久和不可逆转的。当美国暂时关门时,还有其它很多国家的大门对中国学子敞开。他建议,打算留学的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不要过于局限于以往经验,因为疫后世界,人类的知识、生产、生活,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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